科学伦理的“高压线”不容触碰

　　基因编辑婴儿的出生震惊了科学界。122位科学家联名谴责，称“此项技术早就可以做”，不做的原因是巨大的风险和伦理问题。出于慎重，学界公约规定，只用即将销毁的人类胚胎做短期试验。而贺建奎副教授的研究，就像堵车时，独自在空旷的应急车道全速前进，必然遭人指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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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犯禁”试验是否取得了公布者所说的成果？科学意义如何？尚不清楚，但有两点可以确定：第一，科学家和审批方公开的信息太少，无法证明其行为是负责任的；第二，科学探索不能跳过规则和审批，拔苗助长是错的。

　　 首先，一项技术进入人体试验阶段，得相当成熟。贺建奎2017年2月初参加一次学术伦理会后，曾发表“人类胚胎基因编辑安全性”报告，指出五个安全性问题，笔者代为总结：如何验证人类胚胎在基因编辑后是否异常？如何发展一个可靠的质量控制流程以减少脱靶？如何减少嵌合体发生？试剂是否会毒害胚胎？如何确定多代后的效应？

　　 贺建奎指出：“没有解决这些重要的安全问题之前，任何执行生殖细胞系编辑或制造基因编辑的人类的行为是极其不负责任的。”

　　 是什么试验证据，使贺建奎认为已解决了这些重要的安全问题？在2017年3月通过的伦理申请上，我们看不到相关的信息。这份公开材料提到了在猴等模式生物上进行了前期试验，但未说明试验结果。也没有任何相关论文发表。

　　 笔者认为，试验人员应尽快公布前期试验信息，才能向大家表明他们是抱着负责任的态度去闯禁区。批准该申请的审查者也应公开批准的理由，以证明他们履行了职责，不是走过场。

　　 另外，虽然很多遗传病患者都指望新技术解除折磨，但科学家逾越规矩去探索是冒失的，可能给科学事业拖后腿。

　　 一个例子是1999年，18岁的先天OTC缺乏症患者杰西·基辛格，参加美国宾州大学基因治疗的临床试验时死去，也是18名试验者中唯一死去的——试验者认为无害的腺病毒，在基辛格体内引发剧烈的免疫反应。事后发现，是试验主持者而非临床医生招募了基辛格，这是违反规程的（因为试验主持者可能劝诱病人参与）。

　　 尽管基辛格生前曾表示，能够接受最坏的结果是死亡，相关科学家的职业生涯仍为此遭遇重大挫折；相关机构关闭；宾州大学巨额赔款；媒体报道让大众对基因治疗从盲目乐观转为避之大吉，让基因治疗难以招募志愿者。

　　 一次可能跨不过伦理门槛的基因编辑婴儿试验，也让人疑虑：如出纰漏，孩子健康将受损，基因编辑技术也将遭遇波折，以科学家个人名誉来抵押远远不够。这也是众多科学家抗议此次试验的原因。

　　 于今，我们唯有期盼那对双胞胎健康长大，并希望科学家利用合规试验尽快转化基因编辑技术，造福众多受苦于基因疾病的患者。科学是循序渐进的事业，不是赌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