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国“深潜”的这一生

　　 1988年初，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核动力潜水艇（以下简称“核潜艇”）迎来了第一场 “大考”——在南海进行极限深潜试验。这是有风险的——20多年前，美国一艘核潜艇在进行极限深潜试验试时因事故沉没，艇上100余人无一生还。

　　紧张的气氛在参试人员之间蔓延，有人甚至开始写近似“遗嘱”的家书。“带着沉重的思想包袱去执行深潜试验，那是非常危险的。”中国核潜艇总设计黄旭华在得知这一情况后，耐心安抚参试人员，给他们鼓劲，还当场宣布上艇与大家一起下潜。

　　时年64岁的黄旭华，成了世界上第一位参与深潜试验的核潜艇总设计师，也见证了自己亲手设计的核潜艇抵达水下极限深度，成功完成深潜试验的光辉一刻。在山呼海啸般的欢腾中，他即兴挥毫一首：花甲痴翁，志探龙宫，惊涛骇浪，乐在其中。

　　这位2019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一生都在为国“深潜”。

　　 从零出发的深潜路

　　 1974年，八一建军节，我国第一艘核潜艇——“401”艇正式交付海军，编入人民海军的战斗序列。

　　从这一天起，中国成为继美、苏、英、法之后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中国也是核潜艇研制速度最快的国家——上马三年后开工、开工两年后下水、下水五年后交付海军。

　　“外国人用几十年分三步走才搞成了核动力潜艇，你们一步成功，是不是中国人比外国人聪明？”

　　黄旭华淡然答道：“中国人不比外国人笨，也没有证据表明中国人比外国人聪明。我国国力薄弱，核潜艇研制时间紧迫，我们只能少走弯路。”

　　这条“少走弯路”的路，是从一穷二白的零点起步的。

　　1954年，世界上第一艘核动力潜艇——美国“鹦鹉螺”号核潜艇首次试航成功，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核潜艇是一国海军的战略力量，更是保家卫国的定海神针。

　　尽管当时中苏两国仍处于“蜜月期”，前苏联领导人却断然拒绝了帮助中国制造核潜艇的请求。在如此艰难的局面下，毛泽东主席发出了掷地有声的誓言：“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1958年，作为国家最高机密的中国核潜艇工程正式立项。时年34岁的黄旭华被秘密召集到北京，成为“核潜艇总体设计组”最早的29人之一。但这些满怀热忱的研究人员，连核潜艇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在极其偶然的机会下，黄旭华得到了一只从美国买来的核潜艇玩具模型。打开外壳后，潜艇内部的导弹、指挥舱，甚至核反应堆等都一目了然。谁能想到，就是这样一个售价3美元的玩具，成为中国科技人员破译核潜艇密码的一枚钥匙。

　　类似这样的“土办法”，黄旭华还有很多。他有一把北京生产的“前进”牌算盘，是他岳母在银行工作时用过的。在没有现代化计算手段的年代里，这把算盘立下了汗马功劳。“毫不夸张地说，我国一代艇的许多关键数据都是出自于这把算盘。”黄旭华笑道。

　　核潜艇结构复杂，载荷繁多，保证重心准确非常困难。黄旭华让人在船台入口处放了一个磅秤，所有入艇的的东西，小到一点边角料，都要先过秤，以确保每个部分的重量都跟黄旭华的计算一致。

　　黄旭华幽默地把这种策略称为“骑驴找马”——在一时无马的情况下，小毛驴也能发挥大作用，同时决不放弃寻找千里马。

　　深潜者亦是深情人

　　黄旭华早年的志向不是做个大科学家，而是继承父母衣钵，悬壶济民，“旭华”也不是他的本名。

　　但他的整个少年时期，都处于国家最动荡最危难的年代。饱尝颠沛流离之苦后，他给自己改名“旭华”，祝福中华民族如旭日东升一般崛起，而自己将倾尽一生之力，为中华民族的强大做出贡献。

　　什么能保家卫国，他就学什么！

　　1945年，黄旭华考入国立交通大学造船系。学习之余，他还加入了学校的进步学生社团“山茶社”，并逐步成长为地下党培养的进步青年。

　　在国民党抓捕地下党员和进步学生的那段恐怖时期，黄旭华不仅两度侥幸躲过了国民党宪兵及特务们的逮捕，还帮助交通大学学生会主席厉良辅逃脱了搜捕。

　　那时的他或许无法预料，这段地下工作者生涯，成了他一再隐姓埋名，为国“深潜”的前奏。这个“旭华”，成了冉冉升起的祖国背后，一颗沉潜向神秘深处的星子。

　　1957年元旦，黄旭华回乡探亲，向母亲许下了“常常回家看看”的承诺。谁知这一别，再见已是30年后。进入“核潜艇总体设计组”后，黄旭华对家人而言，也像一艘滑入深海的潜艇，从此既不知道他在哪里，也不知道他在做什么。只有一个神秘的邮箱，断断续续地传来一点言辞模糊的信号。

　　直到父亲去世，他也没能赶回来，见上最后一面。

　　1985年，《解放军报》发表了一篇报道《骑鲸蹈海赖神将》，第一次公开写到了中国研制新潜艇的事情，但没有直接点明核潜艇。黄旭华意识到，保密的门正在放开，应该找机会回趟家了。

　　1986年11月，黄旭华到大亚湾核电站出差，顺便回了趟广东省海丰县的老家。已经93岁高龄的母亲带他游览七星岩，一路上讲他的童年故事。临近分别时，母亲还为他唱起了祝福的歌。但这短暂的三天里，母亲没有追问他的工作。“母亲蛮有修养的，她认为不该问了，也问不出来。”黄旭华回忆道。

　　一年后，母亲收到了黄旭华寄来的一本杂志。杂志上有一篇报告文学——《赫赫而无名的人生》，讲述了一位不能透露姓名的中国核潜艇总设计师。

　　恍然大悟，百感交集。母亲召集所有子孙，郑重宣布：“三哥（黄旭华）的事情，大家都得谅解！”

　　每每想起母亲的这段话，黄旭华总是忍不住泪流满面。

　　但他说：“对国家的忠，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

　　“深潜者”亦是“深情人”。虽然不能常伴家人身边，他一直在用力所能及的方法，表达着自己的爱意。

　　自上世纪70年代他们从北方荒岛迁至武汉后，黄旭华的家就开始有了周末家庭晚会，他用一身的才艺，博夫人和女儿们的笑颜。在他家里，时不时的，就会传来一阵自发的合唱。

　　每当他离开家，就会在脑海默默地唱一首《再相会》，那是儿时母亲带他们唱的一首歌，祈愿早日相会，家人重聚。

　　2014年初，黄旭华当选感动中国十大人物。颁奖词这样写道：“在惊涛骇浪的孤岛，他埋下头，甘心做沉默的砥柱；在一穷二白的年代，他挺起胸，成为国家最大的财富。他的人生，正如深海中的潜艇，无声，但有无穷的力量。”

　　时隔六年，黄旭华再次登上举国瞩目的领奖台。为国深潜的人，终究会迎来祖国和人民的感谢与喝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