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通过表观遗传学研究追溯攻击性行为起源

　　幼儿时期固然非常重要，但不是决定性的，因为在未来会有诸多后天因素对人造成影响。

　　奥雪来嘉是一个加拿大魁北克省蒙特利尔市附近属于伊洛魁族印第安人的村庄。上世纪80年代，公立学校的官员发现，在奥雪来嘉和邻近的蒙特利尔市东部许多贫困地区，一些幼儿园的孩子出现了严重的行为问题，诸如身体攻击。当地学校曾系统地向一位名为Richard Tremblay的心理学家寻求帮助。

　　供职于蒙特利尔大学的Tremblay说：“这些孩子的父母很多连高中都未毕业，一些妈妈在20岁之前就生育了第一个孩子。这种母亲生育的孩子出现行为问题的可能性最高。”

　　攻击性行为

　　在过去30年中，Tremblay以奥雪来嘉和类似地区为研究对象，探寻这种攻击性行为的根源。自1984年起，Tremblay选定了来自53所学校的超过1000名儿童，跟踪他们从童年时期到成人的过程。1985年，他发起了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尝试——出现行为问题的孩子的家庭可以获得支持和心理辅导，以改变孩子的不良行为。Tremblay的研究表明，早期干预可以使问题儿童改邪归正，避免其走向犯罪的深渊。

　　Tremblay和麦吉尔大学、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研究人员一起，研究了环境是如何在分子水平上对孩子施加积极或消极影响的，这种通过一类机制影响基因表达的现象被称为表观遗传学。 Tremblay的加拿大同行已经采用纵向研究——在一段时间内跟踪同一个个体，寻找可能影响其健康和行为的表观遗传特征。当时，该领域的研究尚属起步阶段，学界也有不少质疑的声音，但Tremblay认为准确把握早期表观遗传效应可以指导很多疾病(诸如肥胖症、精神疾病)的干预和治疗。

　　诺贝尔奖得主、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James Heckman说：“存在大量证据表明，早期生活经历会影响人长远的行为。”Heckman目前和Tremblay一起，以爱尔兰都柏林市的“高危”孕妇为对象，开展早期干预的研究。

　　Heckman说：“Tremblay和其他人所做的工作为学界研究早期生活经历如何影响这些过程奠定了坚实的生物学基础。”

　　早期探索

　　那时，Tremblay极度渴望开展自己的纵向研究，20世纪80年代初，他终于如愿以偿。校方找到他，希望Tremblay研究幼儿园中有些男孩过度活跃且攻击性过强的原因。此前，他从未涉足过儿童研究，也从未想过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但 Tremblay认为这是一个机会，可以利用这个契机来研究攻击性行为的起源。Tremblay说：“这个想法变得非常清晰。”针对幼儿园儿童的纵向研究有助于揭开儿童时期的行为对青春期和成年后行为的影响。

　　1984年，Tremblay开始了自己的纵向研究。他从十几所学校中选择了约50名男生进行追踪研究。最初，他只获得了为期3年的研究资金，但在研究开始近30年后，Tremblay与同事仍然保持对许多研究目标的追踪研究。迄今为止，他们已经发表了超过160篇基于研究目标的学术论文。

　　仅在纵向研究启动1年之后，也就是男孩长到7岁时，Tremblay就获得了一个新机会 ——为研究加入随机的、用于对照的实验干预方案。因此，一个由4名心理学家组成的小组每隔2周会访问研究对象的家庭。在家访过程中，研究小组将劝说家长时刻关注并改正孩子的攻击性行为，该小组还会培训教师让他们也做相同的工作。此外，研究小组尝试让不守规矩的男孩更多参与社交活动，并将行为失当的男孩与举止得体的孩子混合在一起，为他们提供积极的榜样。

　　这项在蒙特利尔市开展的研究启动时间比较特殊，犯罪学者私下将那一时期称为“什么都不奏效的”时代——认为对少年犯和成年犯罪者的改造是无用功的普遍悲观情绪在整个社会蔓延。Tremblay的干预研究需要耗费大量劳动力以及高昂成本，当他回忆起那段时光时仍感到烦恼。他为研究花费了上百万美元，到头来却有可能什么也无法证明。Tremblay 说：“对少年犯的研究让我失去信心。”

　　干预研究持续了2年，但对研究结果的梳理工作还需要更久的时间来完成。宾夕法尼亚州费城天普大学犯罪学家Joan McCord是第一批意识到研究发挥作用的人之一。McCord是一位享有盛誉的犯罪学家，曾通过梳理数据对许多传统观点发起挑战，最著名的莫过于她在 20世纪70年代对剑桥-萨默维尔青年研究项目的指责。该研究是美国一项著名的纵向研究，旨在通过辅导少年犯帮助他们改造。McCord认为，这项研究的最终结果事与愿违，对这些年轻人造成了伤害。相反，她认为蒙特利尔的干预研究是在沿着最初的设想前进。根据实时跟进的评估报告，这些男孩不仅表现出比对照组更少的过失行为，还在学校有更出色的表现，吸毒和饮酒的比例也更低，且具备更加出色的社会技能。

　　干预研究结束15年后收集到的数据显示，当初的干预具有长期、积极的影响。受到父母管束的男孩的毕业率达46%，而对照组的毕业率只有32%。此外，在他们24岁时，仅有22%的干预组男孩具有犯罪记录，小于对照组33%的比例。

　　但Tremblay开展实验的目的并不是为了降低不良行为的发生率，而是为了解释进攻性行为的根源。20世纪90年代中期，他开始与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卡耐基梅隆大学犯罪学家Daniel Nagin一起开展研究。Nagin使用一套更精细的统计指标来分析不断增加的蒙特利尔研究数据。分析结果于1999年正式发布，清晰揭示了成年时期的反社会行为和犯罪行为可以追溯到很早以前的幼年时期。大多数孩子的攻击性行为在6岁至15岁时会降低，因为他们开始学会如何控制自己的攻击性冲动。只有约 4%的男孩会将自己幼年时期的过度攻击性行为保持到青年时期。

　　Nagin表示，根据外推法，成年人的攻击性行为是其在6岁以前塑造的。这就意味着，这些行为的形成时期还要在Tremblay的幼儿园研究之前。

　　在Nagin与Tremblay分析蒙特利尔研究数据的同时，Tremblay开展了另一项旨在研究儿童在幼儿园之前攻击性行为的纵向研究。新的纵向研究以同期出生人群为基础，在魁北克地区开展。研究结果显示，攻击性行为出现于婴儿17个月大时，并于42个月大时达到顶峰。这一结果和之后的研究结果整合在一起，共同促成了 Tremblay的“原罪论”假设：攻击性行为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在2岁至4岁之间达到顶峰，并且通常在孩子上学后随着社交行为的增多而减弱。 Nagin说：“我们认为暴力和攻击性行为是人类的本能。因此问题并不在于如何避免学坏，而在于如何控制。”

　　许多犯罪学家并不认同Tremblay的研究，不过他们并非认为Tremblay的想法是错误的，而是认为他的研究与成年人犯罪并不相关。与成年人所犯的谋杀和强奸相比，幼年时期的攻击性行为不值一提。许多人仍将研究重点放在青春期的犯罪行为，并且有着充分的理由。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市哈佛大学社会学家Robert Sampson说：“幼儿时期固然非常重要，但不是决定性的，因为在未来会有诸多后天因素对人造成影响。”

　　深入研究

　　Tremblay表示，蒙特利尔研究以及其他类似的纵向研究证明：幼年时期过度的攻击性行为与青春期和成年后严重的反社会行为具有紧密联系。他的观点与古罗马帝国时期天主教思想家圣奥古斯丁于1600年前提出的观点一致：来自婴儿的恶意并不是无害的，只不过是他们脆弱的四肢无法造成严重的伤害而已。

　　怀着与圣奥古斯丁同样的想法，Tremblay愈发地思考儿童早期所接触的环境对其所造成的影响。与许多研究者研究人类行为一样，他将目光投向基因在攻击性行为中的作用，但结果令他感到失望：基因对此并没有决定性影响。

　　麦吉尔大学癌症生物学家Moshe Szyf也针对基因展开研究，不过Szyf的研究内容是添加或删减甲基原子团对DNA造成的影响。这些甲基化标记究竟能否使外部环境对基因表达造成影响，科学家一直对此怀有浓厚的兴趣。

　　麦吉尔大学发育神经生物学家Michael Meaney与Szyf合作，对新出生的小鼠幼仔进行研究。他们发现，与那些被冷落的幼仔相比，受到母鼠更多关照的幼仔具有不同的DNA甲基化形态。这些 DNA的改变会传达到幼仔的大脑——甲基化形态会改变基因的活动，并在幼仔对外部环境的反应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Szyf认为，母爱的关怀是外部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能改变基因的活动和运作方式，其效果将会是终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