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飞鹏：中国需要草根创新

　　中国不能产生有效创新的原因不是人种问题，不是文化问题，不是社会制度问题，而是人才政策、国企、国家科技奖励制度造成的问题。

　　■吴飞鹏

　　诺贝尔奖得主埃德蒙·费尔普斯在3月15日举行的第二届诺贝尔奖经济学家中国峰会上发表主题演讲时说，中国需要本土和草根创新。他认为，“中国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生产力增长和创新要大幅度低于美国。可能中国有这样一种担心，将来会重蹈欧洲覆辙，将来可能会丧失掉生产力上升和工资上升的源泉，这就需要中国进行高速的本土创新”。

　　他认为，创新是具有挑战性的任务，是很难的。即使是一个充满了企业家精神的经济体，比如说中国，也可能并不具有很高的创新精神。真正的创新并不是注意到一种机会，而是取决于对一种新产品或新方法的设想，还有对于经济发展的一种新洞悉。从体制角度来讲，中国在推动大众创新上可以说是喜忧参半。

　　他指出，有一些人认为公共部门或者是国有企业能够极大地推动创新，但这样的观点非常天真。对民营部门来说，面临的挑战是技术的复杂度，对国有企业来说比较大的问题是商业判断力和洞察力。

　　在中国可以通过大幅度地调整银行融资安排，使得大量的资金能够基于纯粹的商业和利润基础来进行借贷，这样就能够极大地推动创新。要高度创新就需要将相应的贷款提供给私营企业，进行项目的投资，包括一些创新项目的投资。广泛的教育也可极大地推动这一点。费尔普斯还从传统文化、家庭观念和创新需要付出的代价等方面阐述了本土创新可能面临的障碍。

　　在我看来，他老人家讲的这些都是值得认真领会和倾听的，正如我曾说过的那样，依靠现有的体制和做法是不会有创新的。企业的目标是挣钱，国企不需要创新，民企无能力创新。费尔普斯看得见中国创新不够，也大概知道国企垄断不会有创新，却毕竟不是中国人，没办法知道原因在哪里。其实很多人是知道的，当然我也算其中一个。以前一直想说却没说，是因为觉得不值得说。既然他老人家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居然说了，作为自家人的我当然更不应该不说。

　　中国不能产生有效创新的原因不是人种问题，不是文化问题，不是社会制度问题，而是人才政策、国企、国家科技奖励制度造成的问题。

　　人才政策是阻碍创新最大的根源。创新应该是在社会每个角落或者每个岗位都可能自发发生的事件，并不是由哪几个人或者选择哪几个人领导就可以做到的。因此，有关部门制定政策不断认定这几个或那几个人是来搞创新或者领导创新，其他人没机会也无法创新。在一般国家，应该是做了创新的事情才是创新的人才，而我们正好相反，领导喜欢了就是创新的人才，然后拿着荣誉和金钱去搞创新，去做对得起这份荣誉的事情。这种区别就像美国人发明生产线，让每个工人在生产线上只做一个动作，容易训练和熟练，提高生产效率;而我们提倡劳模，用个人的技术和积极的劳动去提高生产效率。区别是美国人培养一个岗位的熟练能手只要一个月甚至就几天，而我们培养一个劳模需要好几年。美国人人都可以是岗位能手，而我们只有那几个。所以，各种人才政策是创新最大的敌人。解决方案是淡化各种人才政策和人才计划，本来是什么就是什么，不要没事找事儿矮子里面拔将军。

　　国企在各产业和商业领域的垄断是创新最重要的阻力。企业是以挣钱为目的的，利润和好处是企业追求的目标。如果通过政策能够获得足够的好处和利润，保证领导能够乌纱不断地高升，就像“你懂的”，那谁还要搞创新?那种说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同时又说国企是国家的支柱，所以，国家的创新经费和科研经费主要是由国企为主导申请的说法，是相当荒谬的。建议取消所有国企的行政级别，并通过全部上市实现民营化和真正的企业化。至少应该立刻停止现有以国企为主导的科技资助和管理政策。

　　国家奖励是创新最普遍的障碍。国家奖励的存在，以及把每个人一生的所有好处都与之相连，是科教领域和各种官学勾结、学风败坏的原因。这种制度设计是按照不断挑战人性最恶和最底线设计的。国家奖励背后的各种诱惑，是涣散所有人的创新能力的最主要诱因。不管是SCI也好，发明ZL也好，各种项目和基金的争夺也好，项目鉴定的腐败和学官兼职也好，诱惑都在于此。建议取消所有的国家奖励，各省市和部委奖励、只保留个人名号基金会和学会的奖励。

　　一个社会和民族是否有竞争力，创新和创造是精髓，而精髓是否有活力，就看机体的功能是否正常，看是否有非正常生长的细胞。以上三个就是那不正常的功能，那些掌控这些机构功能的人就是社会的癌细胞。

　　按常识去做事儿比追求执行力更健康，更有效，比在狗面前挂一根骨头让狗跑更有效。

　　(作者系中科院理化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