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庆葆王永义：我国一流大学与世界差距在哪里

　　我国一流大学与世界的差距

　　高校招生大幅度扩大以来，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先后超过俄罗斯、印度和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实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用10年走过了其他国家30年、5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道路。尤其是“985工程”实施以来，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我国一流大学的办学条件得到明显改善，科研水平也不断提升。根据有关学者对中德日三组一流大学的相关统计研究，1998年以来，我国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7所高校的科研产出规模发展迅速，SCIE论文总量2002年已经超过德国慕尼黑大学、哥廷根大学等7所高校，与日本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等7所高校的差距也在逐步缩小。按我国7所大学过去10年SCIE论文年平均增长率测算，我国7所高校的SCIE论文数将在2010年以后开始超越日本的7所高校。若再以SCI数据库统计，按科技论文数排序，自2004年以来，我国一流大学科研能力排名就一直不断上升。从世界大学排行榜来看，根据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等机构合办的“世界大学排名2009”，我国大陆有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6所一流大学进入了榜单前200位，其中清华大学排名并列第49位，北京大学排名并列第52位。从这些方面来看，我国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大学可谓近在咫尺。

　　毋庸讳言，我国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大学相比，差距又很远。从外在现象看，以发表论文质量来论，我国一流大学发表在Science与Nature等学术界公认的顶级期刊上的论文数量很少且不稳定，并且总体而言，以论文被引用频率即“影响力”作为质量标准，我国一流大学的科研质量远远落后于其数量。比如，自1997~2007年这10年来，北京大学在物理、化学、材料科学和工程学科等领域发表的SCI论文总数分别为4247、4847、730和1217篇，远高于哈佛大学的3876、2563、525和974篇，但在总被引频次和平均被引频次等代表原创性研究的指标数据上远远低于哈佛大学，仅以物理、化学两科为例，北京大学的物理论文总被引频次和平均被引频次分别为22099和5.20，而哈佛大学为81912和21.13，北京大学的化学论文总被引频次和平均被引频次分别为29345和6.05，而哈佛大学为77293和30.16。以人才培养质量来论，我国一流大学这些年甚至建国以来培养的人才尤其是杰出人才，确实不能满足国家的需要，确实缺乏像李四光、钱学森、钱三强那样的世界著名人才，还不能说在世界科学史上占到应有的地位，与世界一流大学存在巨大差距，至今我国本土科学家还没有实现诺贝尔奖的零的突破，而在英国仅剑桥大学就培养出80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当前，我国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主要不在学校规模和论文数量，也不完全在财力和物力的投入，最主要的差距是办学质量和办学水平，二者相比，更多地体现在“形似”而不是“神似”。办学质量和水平的差距还只是一种外在差距，其本质差距在于一种理想主义。正如“画不徒写形，正要形神在”，说到底，我国一流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不是别的外在的因素，根本地还在缺乏一种潜在的、求真的“非功利性”理想主义。因此，我国一流大学不仅要做到有其形，更要做到有其神，进而实现形神兼备。

　　一流大学更需要理想主义

　　纵观世界一流大学发展史，一流大学在其生成、演变、发展的背后始终隐藏和蕴含着一种理想主义。从近代偏重教学的英国式大学到偏重研究的德国式大学,再到集教学、研究与服务为一体的美国式大学,无论哪种大学理念和模式，“非功利性”理想主义都是大学“活的灵魂”。

　　一流大学是大学丛林中的中流砥柱和引领力量，是大学群体中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主力军，是大学精神世界的主心骨，也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科学文化水平的重要标志。一流大学理想主义的有无、多少和强弱直接关系着整个大学群体的精神境界和价值追求，对整个大学群体具有示范和导向作用，如果一流大学没有了理想主义，那就根本不可能引领和实现教育成长、科学创新、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

　　严格说来，我国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是从西方引进的。一百多年前，在列强入侵、民族危亡的历史背景下，我国大学应运而生。起初，只是为了实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迫切愿望，但随着向西方学习的逐步深化，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启了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型的过程，国人治学也不断地由传统“格致”到“技术”再到“科学”转变。至此，中国大学“求真”的意识逐渐增强，“非功利性”理想主义也有了萌芽和成长，并一度成为一种大学理念，随之产生了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郭秉文时代的东南大学(南京大学前身)及其后来的西南联合大学这样一些极富“非功利性”理想主义精神的大学。尤其是西南联合大学，在战火纷飞、物资匮乏的抗战时期,学校不仅没有大楼，反而因经费不足，建校方案一改再改，高楼变成矮楼，矮楼变成平房，平房变成茅屋。有的教授们为维持基本生活甚至不得不摆地摊、事养殖，即使这样他们也没有忘记做学问、搞研究。条件虽然异常艰苦，但西南联合大学的学术却非常卓越，华罗庚、周培源、吴大猷等在这一时期的学术成果都达到了当时国际前沿水平，并且培养了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杨振宁、李政道，两弹元勋邓稼先、朱光亚及一大批国内外著名学者。这难道不是大学理想主义光辉的经典写照吗?难道不是说明理想主义是引领一流大学前进的最重要的精神动力吗?

　　可是，由于受近现代社会动荡的侵蚀、自身“经世致用”传统思维的限制和外部实用主义思潮的影响，五四以来的中国学者实际上并没有摆脱以“实用理性”为核心的思维定势，国人仍然是过度重视科学的“使用价值”而非科学的“价值”，过分把科学工具化、功利化。为此，中国大学的功利性价值取向发展到极端也会表现为一种庸俗功利主义，即学者从事学术研究的目的不是为了促进学术的发展，而只是为了谋取个人的私利。这种庸俗功利主义在中国近现代大学史上时隐时现，有时也一度甚嚣尘上。针对这一现象，20世纪40年代初，朱光潜先生说：“现代所谓‘知识分子’的毛病在只看到学的狭义的‘用’，尤其是功利主义的‘用’。学问只是一种干禄的工具。我曾听到一位教授在编成一部讲义之后，心满意足地说：‘一生吃不尽了!’”这种庸俗功利主义和“非功利性”理想主义就更是谬以千里了。因此，他提倡：“我们倘若要对于学术有所贡献，我们要趁早培养爱真理的精神，把实用主义放在第二层上。”

　　理想主义的重建

　　当前，理想主义在国内不少大学大有日趋动摇之势，而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却日趋显现：在思维方式上，支配大学研究和思考问题的仍是“经世致用”的学术价值观。也因此，在科学研究上，将“科学”与“技术”这两个原本不同性质的东西笼统地合称为“科技”，对基础研究重视不够。在人才培养上，抱有功利主义人才观，片面注重人力资源“开发”而非人才“养成”，片面注重依据产业行业短期需要而非依据教育长期规律培养人，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问题在中国大学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在学术风气上，一些学者急功近利，学术研究奉行“速决战”甚至“闪电战”，蔑视“持久战”;热衷“出场率”，远离“冷板凳”;作风漂浮，揠苗助长，甚至出现寻章摘句、造假抄袭现象。在学校管理上，官本位的行政倾向和公司化的运作模式都在严重腐蚀学术的独立发展。大学作为精神灯塔的角色日趋弱化，时刻有成为“失魂的大学”的危险。

　　有鉴于此，从回归大学的本源及反对功利主义取向的要求来说，我国大学尤其是一流大学首先要有自省意识，对自身的本质和现状进行系统反思和深刻批判，不断培育和养成“非功利性”理想主义，使之成为核心价值理念。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南京大学原校长蒋树声也曾指出，到底大学的使命是什么?

　　笔者认为，大学应该是个理想化的所在，希望学生能在理想化的环境中，成为理想化的人。具体来讲，第一，重回学术本位，心无旁骛地“求真”。第二，秉承学术伦理，将学术作为一种志业。第三，“非功利性”理想主义，归根到底表现在大学要培养出具有理想主义人格的新人。最后，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大学如何更好地服务社会。我国一流大学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倾听社会的呼声，采取适当的方式为国家战略服务，尤其对中国这样一个后发展国家更是如此。不过，必须明确，知识服务仅仅只是知识完成后的自然结果，而不是知识研究之始就指向的皈依。大学服务社会也不是简单地服务经济增长，更不是片面地服务企业经营，最根本的服务还是提供创新知识和创新人才。而且，在服务社会的过程中，一流大学要抵制浑浑噩噩的市侩生活，保持一种超越的生活观，在服务社会的同时引领社会。

　　我国一流大学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中，仍然需要国家的财政支持、政策支持等，但“反求诸己”，一流大学缺的不是更多的外在的东西，而是更深的内在的东西，缺的就是一种本应蕴含于自身当中但还远远没有被建构起来的大学理想主义。“作画形易而神难”，为理想主义而奋斗，为提高自身的水平和品质，对我国一流大学来说，至今仍然是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

　　(作者朱庆葆系南京大学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教授;王永义系南京大学党委宣传部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