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钢企寻找突围路径采访记

管理的守望更有现实意义

　　 今年5月中旬，鞍山钢铁集团公司与美国钢发展公司签订一揽子合作协议，这意味着这家中国特大钢铁联合企业开始在美国投资建设钢厂。而在鞍钢美国建厂之前，另一家大型钢企武钢集团已经率先走出了一步。4月16日，武钢与巴西EBX集团签署全面战略合作协议，将合资在里约热内卢州阿苏港工业区建设钢铁厂，预期年产能为500万吨。其中，武钢的投资额达50亿美元。相比之下，30万吨的设计能力，在鞍钢来说，自然算不上大手笔。

　　 有关本次投资的意义，鞍钢张晓刚总经理说：“在合作中，鞍钢将系统学习美国的技术、财务知识和管理理念，同时也要将鞍钢的价值观和管理优势融入到合资企业中去，真正把阿默利建设成融合全球优势的先进企业。阿默利项目将实现鞍钢‘从产品输出向管理和技术输出’的转变，为鞍钢成为‘全球布局、跨国经营的钢铁行业国际领军企业’迈出坚实的一步。”

　　 “从产品输出向管理和技术输出转变”？这是在纽约的洛克菲勒中心，在传统管理科学发源地的美国，在全球钢铁巨头悉数参与竞争的国际市场。中国企业家面对世界钢铁动态、意大利Danieli、Tenova、美国环球公司代表的表述尽管不算张扬，但同样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钢企突围

　　 开拓力引导下的竞争力

　　 “把钢厂建在铁矿石资源丰富的国家，但没有考虑这个国家对钢材产品需求如何，很有可能会出现有资源，无市场的情况。”有钢铁行业分析师指出。曾担任全球最大矿业公司澳大利亚必和必拓中国总裁的戴坚定也表示，钢铁企业必须建设“在市场之内”，否则会因缺乏经济竞争力而失败。2002年，必和必拓决定将旗下钢铁产业出售，就是经过多年尝试失败后的断腕之举。显然，对于在铁矿石产地建厂，市场上也有反对的声音。

　　 武钢的“走出去”模式，并非没有知音。宝钢集团董事长徐乐江就曾公开表示，作为全球最大的钢铁生产国，中国钢铁产业的国际转移是必然趋势。徐乐江建议选择资源关联型和市场关联型的地方建厂。显然，鞍钢美国建厂和武钢巴西建厂，都符合徐乐江的这一观点。

　　 根据2009年5月巴西物流企业LLXLogistica和铁矿石生产商MMX与武钢签署的商业和战略伙伴关系谅解备忘录，武钢在巴西建设综合钢厂，而MMX公司下属的一个铁矿石项目将以基准价格向武钢长期供应铁矿石。可见，把钢厂办到矿区去，不仅可以解决铁矿石供应问题，而且还可以节省大量的海运费用。而且，最后生产的钢材还可以就地销售很大一部分。

　　 中国钢铁企业走出去，不但是国内产业整合的需要，同时也是应对铁矿石供应局面越来越紧张的长久之策。中方与铁矿石三巨头的谈判事实上已经结束，中方不得不接受涨价近乎翻番和季度定价的机制。这也意味着，如果中国钢企不能将成本向下游转移，钢企必将面临亏损的局面。近期以来，由于钢材价格下调，铁矿石价格出现了轻微松动。此外，欧美经济出现二次探底的苗头，也使得铁矿石未来需求存在一些不确定性。因此，武钢到铁矿石最大产出国巴西建厂，与巴西钢铁企业、矿山企业合作，通过投资的方式，获得相应的股份。这样不仅有利于解决铁矿石的供给问题，也可从铁矿石涨价中获得相应的利益，抵冲铁矿石涨价带来的利润下降。

　　 与武钢相比，鞍钢的突围模式更具有中国制造的跨越式的意义。阿默利工厂将成为中国钢铁行业在美国投资建设的第一家钢铁企业，并将成为中国钢铁企业国际化经营的新起点。鞍钢在签订“股权投资协议”的同时，还签署了“设备分包供应协议”和“产品销售协议”，未来将派出技术、财务、管理团队加入到阿默利工厂参与全面日常管理。鞍钢集团总经理张晓刚介绍，鞍钢之所以在美国投资建设钢厂，出自三方面的考虑：填充由于美国国内线、棒材产能不足提供的市场空间；学习美国较为成熟的钢铁电炉短流程的生产工艺和装备；培养鞍钢的国际化经营人才。

　　 张晓刚表示，世界知名的钢企――蒂森、浦项、谢维尔等都已经把工厂建到美国。鞍钢在美投资建厂不仅仅是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在展示中国钢企的国际化经营和全球化布局能力。

　　 《鞍钢宪法》

　　 能否作为管理品牌输出

　　 一句“从产品输出向管理和技术输出转变”让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制造在劳动力资源和原材料资源优势之外，已经具有更加高端的资源优势。

　　 作为中国最早的钢铁巨人，鞍钢的技术优势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已经无需赘述了。那么，以什么优势作依托，鞍钢人敢说管理输出呢？近年来多有评说的《鞍钢宪法》或许可以拿出来研究研究。

　　 40岁以上的人都记得，《鞍钢宪法》是当年家喻户晓的政治硕果。正是基于它的政治背景，其管理学意义上的贡献不仅没有成为中国企业的基本营养，反倒使其因超越理性而成为束之高阁的教条。

　　 除了“鞍钢宪法”这个名称，已经极少有人知道它其实是由一份关于“技术革新、技术革命”报告演化而来的。其实，它的内容是“两参一改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程技术人员、管理者和工人在生产实践和技术革新中相结合。欧美和日本管理学家认为，“鞍钢宪法”的精神实质是“后福特主义”，即对福特式僵化、以垂直命令为核心的企业内分工理论的挑战。用眼下流行术语来说，“两参一改三结合”就是“团队合作”。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管理学教授托马斯明确指出，“鞍钢宪法”是“全面质量”和“团队合作”理论的精髓，它弘扬的“经济民主”恰是增进企业效率的关键之一。尽管国内的学者对“经济民主”在“鞍钢宪法”中的准确含义多有看法，但是，工人在企业管理中主动地位的缺失导致现有企业雇员积极性严重下降的状况却几乎是大家的共识。因此，即使不是面对管理品牌的输出，“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合理内核也应该是企业管理科学的有益成分。

　　 毫无疑问，中国制造的可靠性离不开管理体系的支撑。我们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为确定学习坐标而煞费苦心。从日本到瑞典、从德国到美国。转了一圈，人家还是以我们50年前的体系为重要参照物。当然，中国的管理常常是以哲学的方式理论化，其科学内涵会因为科学精神的缺位而略显不足。但是，在全球化时代，走出去的本钱中必须有软实力的支撑，管理的科学化与系统化是全球布局的基本保证。而作为鞍钢集团这样管理输出型的企业，就更要有一整套自己独门的功夫才能令人家折服。

　　 既然是管理输出就要有品牌化的管理体系，否则就不可能构成输出。这30年，我们一直在学习，尽管吸收的量不小，但消化的实质性东西不多。能理出头绪拿出去叫卖的就更少。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缺少扎实系统的实践环境，另一方面是个别的体系因为缺少岁月的积淀而没有形成品牌。那么，像《鞍钢宪法》这样为国际熟知的管理品牌可否值得我们重新审视呢？以务实的精神，抛却历史的锈斑，增加现实的合理性。让中国制造有一个可以凭仗的品牌，从而使其生存的合理性得到大大提高。

　　 管理创新当然很诱人，但是，从品牌输出的意义上讲，管理的守望往往更具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