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画外音：不能以貌取人自然也不能以名取人。但记者此番采访的女科学家的名字大凡都有着男性的大气与硬朗，及至见到本人，有时暗想确实人如其名。朱敏慧的名字早就听中科院很多人提起过，她当了电子所8年所长，具有改变电子所命运之功。朱敏慧身材匀称，着装得体，操一口吴侬软语，但大家谈起她都颇为敬畏。这样温文尔雅的女性没有一种内在的强大力量，如何建树丰功？
她的观点是，在科研世界里，男女是绝对平等的，女性要取得成功，就要永远争取主动。她曾经在发言中引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南希霍普金斯的话：当女人过于进取，她们会遭排挤；当女人要走向成功，她们则需付出双倍的努力。
看过朱敏慧为《政协一日》写的征文《峥嵘岁月》，能够体味出她带领全所人奋斗18年的磨砺。采访中，她的许多话不仅仅是为女性所说，也是为中国的科研事业所说。
《科学时报》：我们通常认为一个女性够聪明有能力，或者受到家庭的影响，才会选择理工科。您当初是怎样走上科研道路的？
朱敏慧：我是上海市三女中毕业的，在那里呆了6年。在我那个年代，对科学家是非常渴望、非常崇敬的。那时候最激励我的就是居里夫人，她是我学习的目标。此外，从小我就不愿意干重复的工作，希望做一些别人做不到的事情，用现在的话说叫创新。科学家的工作正是我想做的。
我1960年考入中国科技大学，当时校长是郭沫若，很多著名的科学家亲自给我们上课。
严济慈、钱临照，他们都为我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他们不仅课讲得很好，品德也十分让人敬仰。
《科学时报》：当时你们班的女生很少吧？
朱敏慧：1960年我们入学时，无线电电子学系190多人，只有40位女生，毕业时只剩28位。有的是身体不好，当然更主要的原因是功课不好，跟不上被淘汰掉。那时候要求非常严，我记得淘汰最多的是大学三年级时，有11门课，最难的是量子力学和电路，这两门课有很多人不及格，当然允许补考一次，当时我们有好多人留两级。
学校里有很多高干子女，功课不及格就是不及格。我是1965年毕业，她们是1967年毕业赶上“文革”，分到农村，都没有到科研单位。
《科学时报》：女性作科研多长时间可以出成果？
朱敏慧：我毕业以后就分到电子所，实习研究员。一开始是搞磁控管的，也就是微波器件，从开始的工艺做起，在老同志的带领下，在一线做具体工作。一个人怎样发展，我最大的体会就是个人的发展与国家的需求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电子所1993年学科大调整，要凝练确定研究所新的主导方向。我从微波器件转到数字信号。重新适应，跟上发展，我认为这一点很重要。我经常和有些人说你不能全怨政府没有给你安排好。你要不断学习。
《科学时报》：会不会有人力不从心，特别是女性？
朱敏慧：这就是说有的女性做不好，有环境因素也有自身因素。人的改变不能让人家来支配你，而是自发的。你要不断学习，不断跟上社会发展，特别是在现在的信息社会时代。在我们这个行当中特别明显，不是领导让你做什么就做什么，你要对自己的发展优势非常清楚。
《科学时报》：您是什么年龄转方向的？
朱敏慧：上世纪70年代末“文革”结束、我36岁左右时转的方向，38岁出国，总的来说我是比较爱学习的人。家里对我还是很支持的，我出国时，两个小孩是家里老人帮我带大的。
《科学时报》：中外女科学家有什么不同？
朱敏慧：1981年，我到康奈尔大学时，被告知在电子工程系里所有的科研人员都是男性，除了秘书连女职员都没有。美国同行对于中国派来一个女科学家与他们平等对话，感到很意外。当我置身于男性同行中，与他们在同一个实验室从事研究工作、出席同一个学术会议、在同一本学术杂志上发表论文时，我为自己来自于一个能为妇女在高科技领域里纵横驰骋创造充分条件的国家深感荣幸。我们中国女性生性比较腼腆，这是个性造成的，我们要鼓励女科学家更多参加学术活动，更多与外国科学家交流。
《科学时报》：电子所对女性科研工作者有什么倾斜政策吗？
朱敏慧：科研工作更多时候靠自己执著追求才能出成果，女性会因生育耽误半年或更多时间，相比男性的确是失去了一些东西，也不太可能谁给你一笔钱让你重新开始。高工以下女性55岁要退休，男性则60岁退休，我认为这是不平等的。现在生活质量提高，女性工作到60岁没问题，特别是科研人员，更需要知识积累的过程。另外，我认为在生育期间的女性的报酬不能少。
《科学时报》：与您那个年代相比，现在女性的工作条件要好多了么？
朱敏慧：现在条件比以前好很多。国家的经费投入多了，经济发展必然对科技的需求增加，同时也更要求科技人员多做基础研究的工作。要成为世界强国，除了经济要强，还要看是不是有一批充满智慧的人，而不是老跟着别人。现在的自主创新太不够了，与国家的投入不成比例。
《科学时报》：一些女科学家因为太投入而影响家庭幸福，这对女性是否也是一种压力？
朱敏慧：我认为这是一种世俗，好像女性收入比男性少、职位低，这个家庭才是平衡的。科学界有这样一种现象，学历高能力强的女博士找不到对象。当然这也与我们的文化有关，我们的女性不应该受这种观念的束缚。
《科学时报》：您是否也经历过压力特别大的时期？
朱敏慧：90年代初电子所学科调整，所里300多人要转到公司去，当时国家的投入还没有这样大，我们必须有所为有所不为，压力非常大。
2000年我从所长位置下来后，重新寻找课题方向，现在做的属于基础研究范畴，是探索性的，需要我们踏踏实实、耐得住寂寞。虽然周六周日我不加班，但全天候在思考。我总是说，电子所是搞战略高技术的，但第一个“馒头”一定是基础研究出来的。基础研究需要极大的智慧，是要能够提出问题的。我希望在基础研究上再作些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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