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学发展呼唤新学派新流派

　　在中医的学术史上，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理论研究和论战中，曾经形成不同的学派和流派。学派流派和医学观医学特色是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两个概念。医学观医学特色蕴铸中医学成为独特的理论体系，但在这个体系中，因研究主旨不同，见解之异、技术至臻殊，则可产生不同的学术思想和流派。当代中医学正处于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其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自觉地推进学派流派体系的建设。

　　学派和流派难以截然划分

　　研究中医的学派和流派，不妨考虑年鉴学派如布罗代尔等人的一些意见，可以把学术思想和学术史也分为三个不同的“时段”来考虑。首先是长时段的，是人们长期延续的习惯、知识与技术中所表现的思想与观念，它变化缓慢但延伸久远，初创的著作往往被尊奉为经典。其次是中时段的，称之为“时期”，这大约十数年乃至一代以上才能显示出变化，有杰出的大师与天才的思考和研究，有时确实改变了一个时代甚至影响以后的时代，学派即有这样的作用。再就是短时段的，这是由于突然出现的剧烈事件或某种技术方法的使用而引起的思想与学术的变化，有时如朝代的性质变更、领袖的意志力量等，也能在短时期使思想与学术转轨变向，但这种变化常常会时过境迁，属于短时段的学术如流派或一些没形成学派的学说。

　　可以说，学派属于时期，为中时段或更长，流派为短时段；学派以自成理论体系为标识，流派则属于学派或学科中的一分支，以经验称著，以诊治风格见长。医学史上很多有价值的学说，如王叔和在《脉经》中所记的小儿变蒸学说，《素问遗篇・刺法论》提出的“气出于脑”等学说，因于传承的局限，仅成为一个闪光点，而未被发展，仅可作为流派内容之一。学派则阵容强大，甚至可以超越学科，例如清代的温病学派，除治用内科和温病外，在外科、妇科也有温病学派。如清代著《疡医心得集》的高锦庭即属于外科温病学派，中国中医科学院已故妇科专家钱伯暄教授属于妇科温病学派。

　　但是，学派与流派还是难以截然划分。如当今称著的火神派，在南宋时就曾称著一时。在宋代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后集》、陆游的《老学庵笔记》及方匀的《泊宅编》等几家笔记中，都记载南宋杭州有名医石藏用字用之者，喜用热药附子，又有名医陈承喜用寒凉药，以至群医中流传谚谣曰：“藏用担头三斗火，陈承匣中一盘冰”。历代名医中以擅用附子并传承为流派者为数不少，如南宋针灸家窦材也有“附子先生”之称。近代重庆陈寅安、成都人行医于上海的郑钦安、香港陈伯坛、云南吴佩衡、四川范中林等皆重用附子，近几年又有“火神派”的旗帜高扬，对流派和学术研究都很有意义。

　　学派和理论发展互相促进

　　学派和理论发展是互相促进的。一个学派的形成起码应具备三项条件：一是要有宗师，即一个有影响有威望的学术带头人。二是一部或数部反映学派观点的传世之作，并保持该学派的研究方法和风格。三是一大批跟随宗师的弟子，他们本身必须是具有一定学术水平的人才。学派的成败兴衰，此三者不可缺一，这也表明学派形成和发展的关键在师承。在中国医学史上，伤寒学派、河间学派、易水学派、温补学派、温病学派等重要学派，因传承而称胜，派中名家辈出，就足以说明传承对于学派乃至学术发展的重要了。自《内经》奠基中医理论以后，在各具体问题和环节上，不断创新并发展充实，演为各家学说，各学说的人才萃集为学派，二者互动，不断发展。其学术生态是：创新之学术始基于经典，又发展了经典。正如明末清初王夫之先生在《周易外传》中所言中国学术发展是“新生于故，而新故相资新其故”，这也是中医自身发展规律之一。

　　在中国医学史上，有些学派因其理论思潮先进，成为一面旗帜，而推动中医理论的全面发展。学术思想的演进有时呈现为思潮。在宗师、思潮、学派流派三者中，宗师辟创了学派或流派，学派和流派又反映一定的学术思潮。思潮是学术自身运动规律的最高体现。例如温病学派就是在首用凉药的思潮下形成的。这也是长期实践经渐变而催生的。唐代孙思邈治疗热病就已经在辛温药物中配以辛凉之品，有千金葳蕤汤，金代刘完素已倡主火论，用凉药治热病，明代吴又可治瘟疫则以凉药为治，至清代叶天士等温病学家们，首用辛凉治疗温病就成为势所必然的学术思潮。在此思潮中，再合以察舌验齿诊断经验、用药经验、经典依据，进行卫气营血和三焦辨证，就确立了温病学派。在温病学派下又有温热派、湿热派、瘟疫派以及温病伤寒派等支派，各支派可堪其为流派。研究学派和流派，抓住思潮，从其学术思想发展的线索和理论本质，才能弄清人物成就纷繁和理论多姿的医学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