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王绶琯院士：为有志于科学的孩子创造机遇

　　1998年，75岁的王绶琯还是忙得脚不沾地。接不完的电话、外出开会、看材料、改稿子……“我记得那时候每逢周六日，家里总会来很多人，有老师也有中学生。”彼时，工作繁忙的王荧完全不知道父亲到底在忙什么。

　　实际上，王绶琯在干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大事。他提笔致函几十位院士和专家，希望一同呼吁“开展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活动”，很快得到了包括钱学森等“两弹一星”功勋在内60位科学家的积极支持。他们联名发出了《关于开展首都青少年科技俱乐部活动的倡议》。

　　1999年，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成立。这个科技俱乐部作为中学生和“科学社会”之间的一道“以科会友”的桥梁，发动并组织对科学有兴趣的优秀高中学生利用课余和假期走进国家重点实验室，体验真刀真枪、为期1年以上的“科研实践活动”训练，参加“科学名家讲座”，与科学家面对面活动等。

　　值得一提的是，科技俱乐部活动的公益性和去功利化感动了更多的科学家，作为志愿者加入到俱乐部的各项活动中。

　　“人一生会走很长的路，一路上常常需要有人拉一把。我年轻时候的路就走得很艰难，因遇到了几双‘大手’才有幸‘走进科学’。”几十年过去，王绶琯也成了“大手”，并有了“拉小手”的愿望。他希望给那些有志于科学的孩子们创造机遇。

　　王绶琯发现科学史上有个现象带有规律性，即杰出科学家的首次创造高峰，一般出现在30岁之前，包括爱因斯坦、玻尔、海森堡、李政道……王绶琯将此现象称为“科学成就的年龄规律”。他认为，根据此规律，二十岁出头就应当有所作为，那么“科技苗子”的发现和扶植应当着重在高中时期。

　　25年前，信息相对较为闭塞，科研资源也比较稀缺，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的出现，为我国青少年科学教育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

　　怀着对科学的憧憬，彼时在汇文中学读高一的李星煜，通过学校科技教师开始参加俱乐部“科学名家讲座”。“每场讲座就像开盲盒一样，物理、天文、生物、航天、植物……我觉得很是有趣。”

　　其中一场讲座，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匡廷云给李星煜留下了深刻印象。“给我们上课的教授大部分是男性，匡院士是为数不多的女科学家，75岁的她在举手投足间都很优雅，措辞却非常的有力量，她的学术造诣令我十分崇拜。”

　　有这样一位女性榜样，李星煜心中立志投身科研事业的底气更足了一些。2011年，李星煜以优异成绩保送清华大学，2014年通过学校参加美国乔治城大学交换生项目，积累了三段科研经历，为后来扎根科研打下了基础。

　　“我在乔治城大学的实验室做过一阵，后来想出去闯一闯，就给宾夕法尼亚大学一位心理学教授发申请邮件。她并不认识我，我介绍了自己的求学经历，并表示可以每周工作40个小时，以表决心。”李星煜向《中国科学报》回忆道，收到对方邀请后，她提上行李坐大巴车搬到了费城，租了一间别人家里的卧室，里面仅有一张床垫，就这样住了两个月。

　　在交换项目接近尾声时，李星煜想再尝试一个实验室，宾夕法尼亚大学这位教授把她推荐给了一位在斯坦福大学做大学生心理干预研究的科研伙伴。“他所做的研究很吸引我，在这里做了三个月研究助理后，我申请到他组里读博，也成功了。”

　　从以前容易紧张、不敢展现自己到现在从容表达、自信满满，李星煜归功于参加科技俱乐部带给她的蜕变。

　　“它让我打破了科学家与我之间的墙。我家里没人从事科研，科学家对我来说特别高端且遥远，但科技俱乐部就是给我们这样普通家庭的孩子提供了机会。它在潜移默化地锻炼中让我们敢于去跟科学家对话，让我们有了为自己争取机会的勇气。”李星煜说。

　　“不是花瓶，要办实事儿”

　　年轻时候的王绶琯，对星空很是着迷。他可以在天文台操作望远镜从晚八点到凌晨四点，日复一日昼夜颠倒也不觉艰苦。不负韶华，70余年坚守与耕耘，王绶琯为我国天文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他开创了中国射电天文学观测研究，领导研制出中国首台射电天文望远镜等重要观测设备，并提出实现超大规模光谱巡天的科学思想。他在20世纪90年代与苏定强等科学家共创的国家“九五”重大科学工程“大天区面积多目标光纤光谱望远镜”（LAMOST），已成为我国光学天文重要创新平台。

　　“北京时间”与王绶琯也有关。上个世纪50年代，他和上海徐家汇观象台的同事合作，将中国的授时精度提到了百分之一秒，使如今新闻联播中每日复诵的“北京时间”，响彻神州大地。

　　多年对科研的那份细致与严谨，也延续到了建设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上，每一个活动方案，王绶琯都亲自设计。

　　王绶琯亲手设计的较长周期的中学生科学素质教育活动有两项：一是在高中阶段开展的“科研实践”活动，1999年至今已有31所学校3300余名学生参加；二是针对初中群体的“校园科普”活动，先后在北京市8所中学共约20个初中班进行“实验”，时间长达五六年。

　　“校园科普”活动：王绶琯在校园科普汇报会上讲话

　　王绶琯非常重视在“校园科普”活动期间中学科技教师提交的科普文稿，为了避免文中出现科学错误，他一篇一篇地仔细修改。“父亲长期用眼过度，导致他的眼睛出现黄斑，视力迅速退化，越来越看不见。到后来，他拿两个放大镜重叠着勉强坚持修改文稿。”王荧告诉《中国科学报》。

　　这些“校园科普”活动珍贵的“实验”成果汇集在由王绶琯倾注大量心血主编的《教学生做科普》一书中，成为青少年科学教育中的经典著作。

　　“王院士总是让我很感动，他对青少年对国家有很强的责任心。科技俱乐部创办之初，他就对我说，‘科技俱乐部不是花瓶，不能做做样子，要办实事儿’。”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秘书长周琳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说。

　　这样的嘱托，周琳及所有科技俱乐部的工作人员在接下来的25年里都一以贯之。

　　1999年至2024年，科技俱乐部活动委员会先后聘请资深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与中国工程院院士、各领域科学技术专家、大学教授作为科研导师，25年来累计有873位。迄今，已举办“科学名家讲座”系列活动192场，其中院士作报告127场。

　　为检验“科研实践”活动效果，科技俱乐部还设立了考察学生领悟力、思辨力和创造力的论文评议环节。

　　该环节由学生自愿参加，要求学生在半小时答辩中，根据其论文着意设计的课题，提出一个研究方案。论文评议由多名资深科学家担任评委。这种评议方式是学科切磋、科学熏陶，“发现”与“被发现”的一个重要过程。

　　“再难也要做下去”

　　任何创新都会面临挑战，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的发展也并非一路顺畅。其中，“校园科普”活动在停滞了一段时间之后，已于2023年重启。

　　“父亲晚年倾尽心力做这个科技俱乐部，很辛苦，但他也乐在其中，他认为自己有使命和责任。所以，他从来不觉得苦和累。”王荧说。

　　2017年底开始，王绶琯住进医院，“他躺在病床上时老跟我说，‘我希望你对科技俱乐部有兴趣’‘你有兴趣吗？’，我说有，他就感到欣慰。”

　　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王绶琯还经常嘱咐女儿，“科技俱乐部要精耕细作地干好。”王荧知道，这是除了天文科研和国际科学进展外，父亲最牵挂的事情。

　　如今，科技俱乐部的基地学校从最初的4所增至31所。王荧表示，“我们很想帮助更多的孩子，将辐射的高中拓展到怀柔、平谷、昌平乃至京外更远一点的地区，但很多时候真的心有余而力不足。其中，经费就成了很大的问题。”

　　参与科技俱乐部活动的科学家们都是志愿者，他们的工作都是公益性付出。“这种对孩子们无私的大爱，对培养人才的默默奉献，就是科学家精神最好的体现。”周琳说。

　　令人欣慰的是科学薪火相传。其中一批30多岁的往届学生会员已成长为国际科学前沿研究项目领军人物，有些在国外建立起独立的科研实验室，有些入选我国国家人才计划，在中国科学院多个研究所等单位领街科研团队，脚踏实地的实现自己、国家乃至人类的科学梦想。他们中的许多人又重新回到科技俱乐部，做起了志愿者和导师，把王绶琯的科学教育思想传承下去。

　　1993年，紫金山天文台将3171号小行星命名为“王绶琯星”，以表彰他为中国射电天文学事业的开拓性贡献。而年轻后辈们则亲切地尊称他为“科学启明星”。

　　在科学浩瀚的星辰大海里，那颗为孩子们引路的星星仍将继续闪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