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NA：生命的秘密》：听沃森讲述DNA的前世今生

　　4月，被誉为人类“DNA之父”的诺贝尔奖得主、美国科学家詹姆斯·沃森刚刚在中国度过了他82岁的生日。而一本由他所著的、为DNA双螺旋结构发现50周年的献礼之作《DNA：生命的秘密》也在近期与中国读者见面。

    《DNA：生命的秘密》，詹姆斯·沃森、安德鲁·贝瑞著，陈雅云译，世纪出版集团北京世纪文景2010年5月出版

最早参与基因疗法的病人辛迪·柯特薛尔到冷泉港实验室参观后，给沃森的画像

　　1953年4月25日，这个本是平常不过的日子，因为《自然》杂志上一篇篇幅只有一页的短文而变得意义非凡。詹姆斯·沃森与克里克在这篇短文中宣布他们发现了DNA的双螺旋结构。这一发现不但让他们获得了诺贝尔奖的荣耀，更揭开了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科学革命的序幕：在DNA分子美丽的螺旋曲线中，找到了开启科学新纪元的钥匙。

　　如果说《双螺旋：发现DNA结构的故事》是沃森在获得诺贝尔奖后不久，用亲历者的角度来记叙发现DNA结构的故事；而《基因、女郎、伽莫夫》是沃森以自己的情感历程为主线，告诉读者科学家亦有与凡人一样的喜怒哀乐的生活；那么，这部《DNA：生命的秘密》则是以无比宏观的视野，引领读者踏上这半个世纪以来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基因革命”之旅，让我们看到这一世界上最伟大的构想，它的失败与成功以及所面临的巨大的社会挑战。

　　要讲述DNA的故事，可能地球上没有人比沃森更权威。美国国家人类基因组研究所主任弗朗西斯·科林斯说：“沃森在两项划时代的大事件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发现DNA双螺旋结构，以及为人类基因组定序。”

　　当2000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在白宫，英国首相布莱尔在唐宁街10号首相官邸同时宣布，人类基因组图谱的第一份草图已经完成时，普通观众可能不会想到，这一历史时刻有着怎样重大的含义——它意味着掌握我们之所以为人的秘密，更不会想到在这巨大成就之后运筹帷幄的真正英雄——詹姆斯·沃森。

　　1962年，沃森与克里克和威尔金斯同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在此后的岁月里，他一直在基因研究的第一线。1986到1993年他担任纽约冷泉港实验室主任；1989年被任命为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人类基因组国家研究中心第一任主任。他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及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还曾荣获总统自由奖章和国家科学奖。

　　而沃森与中国科学界的缘分则是由来已久。上世纪50年代，沃森在剑桥就认识了中国生物化学家、胰岛素合成的领军人物王应睐。80年代后，他多次邀请中国学者到冷泉港学习、接受培训或参加会议。近年来，在生命科学领域起到了重要推动和导向作用的冷泉港国际会议及培训班将合作对象投向亚洲，而正是沃森亲自从众多亚太国家中将亚洲合作伙伴确定为中国。4月6日，被誉为“世界生命科学圣地”的美国冷泉港实验室在亚洲的合作项目——冷泉港亚洲会议项目在苏州开幕，这也标志着美国冷泉港与苏州工业园区的合作正式启动。

　　在美国冷泉港实验室国际部（亚洲）主任、冷泉港亚洲首席执行官季茂业的眼里，沃森并非是在大众心目中定格的那种严肃的科学家形象。“在我了解，一个科学大家其实跟普通人一样，也都是多姿多彩的，一般来说，他们有非常强的个性。而沃森就是一个宗师级的科学家。他的个性非常率真，在思考科学问题时，他往往会去掉很多复杂而无关的问题，直接抓住问题的本真。而在与人的交往中，他给人最强烈的感觉，就是率真、随性。”

　　进化生物学家、长江学者、西藏大学特聘教授钟扬曾经说过：“科学研究是一项艰苦的事业，科学家的特质便是从中提取欢乐。”用这句话来形容沃森，似乎是再贴切不过了。沃森不仅是在科学研究中提取欢乐，他更乐意将这种欢乐写成科普作品与大家分享。

　　在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中，写科普著作的已是不多，而沃森不仅写，还一写便是洋洋几部。不仅写得多，还写得如此引人入胜。《DNA：生命的秘密》一书的责编推荐语是这么写的：“调查显示，读者在阅读本书时，普遍存在拍案大笑、唏嘘不已、眉头紧锁、对天发呆并最终会心一笑等表现。如果您也出现上述情况，纯属正常。”如果只看这句话，你会觉得自己拿起的是一部科普著作吗？

　　“沃森很重视、也很乐意去做科普，他深刻地认识到科普的重要性。”季茂业说，“早在沃森做研究生的时候，他就深刻体会到这一点。当时他跟导师卢里亚从印第安娜到冷泉港开会，与会者可能就几十个人，但现在看来都是重量级的人物。沃森虽然是作为研究生去的，但因为他的个性比较随便，跟很多人都有交往，在交往的过程中他很自然地了解到大家在做什么研究、处于什么状态，于是他一下子就触到这个领域的前沿中去了。所以他深刻体会到交流的重要性。”

　　普通百姓觉得科学很神秘，搞不清楚科学家在干什么；而科学家不愿意、也不擅长跟老百姓沟通。“沃森认为普通百姓与科学家之间造成的鸿沟，可能对科学研究造成的负面因素更多。”季茂业说，“因为在美国科学研究的经费都是纳税人拿出来的，只有公众认为这是重要的研究，他们才会支持科学家来做。”不仅意识到科普的重要，沃森还很知道如何来吸引大众的眼球，懂得利用传播媒介、名人来包装科学，使大众接受，从而做一些对科学有利的事情。季茂业笑言：“中国要开展基因组研究，他甚至建议我们去高调地测试姚明的基因，大众一定会感兴趣。”

　　翻开《DNA：生命的秘密》，从遗传学鼻祖孟德尔的豌豆实验开始，到现代分子生物学的发展，从双螺旋、人类基因组到未来可能的突破，在这场堪称跌宕起伏的科学发展故事中，一个个科学天才伴随着他们的有趣故事悉数登场。

　　沃森写道：“克里克小时候老爱问问题，被问腻的双亲只好买一套儿童百科全书给他，希望能满足他的好奇心。结果这反而让他没有安全感，他告诉母亲，他怕长大时，所有的事物都被人发现而他将无事可做。母亲向他保证，日后一定还会有一两件事等着他发现。事后证明他母亲说得很准。”

　　俄罗斯知名理论物理学家伽莫夫很早就表示出对沃森的双螺旋的兴趣，是登上他们DNA列车的最早的乘客之一。他与沃森创立了“RNA领带俱乐部”，还亲自设计领带图案，并且委托工厂制造代表特定氨基酸的领带夹，作为职位徽章。那个年代，领带夹上的字母通常是姓名的缩写，而伽莫夫的领带夹ALA（丙氨酸的缩写）也曾因为与他的姓名不符而给他带来过麻烦。

　　因发明聚合酶连锁反应而获得1993年诺贝尔化学奖的穆利斯是在沿着蜿蜒山路开往加州北部红杉区的时候突然产生的这个构想。估计很少能有人像他这样在危险的情况中居然能产生灵感。事实上，并非这条山路如何危险，而是穆利斯每次见到红杉都会有心理阴影，因为他曾在一个幻想中看到自己因头部撞到红杉而死。

　　他们是天才，同时也是普通人。有人喜欢越野机车，有人酷似摇滚乐手，有人将爵位也不放在眼里……当然，这里也不乏优雅、独立而聪慧的女科学家的影子。

　　沃森这么介绍犹太裔英国科学家罗莎琳德·富兰克林：“31岁的富兰克林是出身剑桥的物理化学家，她是个对自己的专业执著得不得了的科学家。在29岁生日时，她只要求订阅自己所属领域的技术期刊《晶体学报》作为生日礼物。在实验室外，她是果决勇敢的登山家，来自伦敦的上流社会，相较于大多数的科学家，她属于高尚的社交界。在工作台辛苦一整天后，她偶尔会脱下实验室的外套，换上优雅的晚礼服，消失在夜色中。”

　　1962年，克里克、沃森和威尔金斯因为发现DNA双螺旋结构而分享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而富兰克林已经在4年前因为卵巢癌而与世长辞。如果她还活着或者诺贝尔奖早些授予双螺旋的话，获奖名单将不是克里克、沃森和威尔金斯，而是克里克、富兰克林和沃森。这是很多人的共识。当然，这又将引发大家对于女科研工作者的合作伙伴与工作环境的深层思考。

　　1953年，当DNA结构被发现时，这个在实验室里的辉煌发现似乎与大众的生活还很遥远，但是50多年以后，无论是人工胰岛素的制作，还是DNA指纹技术在案件侦破中的作用，还是我们触手可及的转基因食品，基因技术已经与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密切。那么，在以后的岁月中，基因还将怎样改变我们的世界与生活？

　　而这也正是沃森写作《DNA：生命的秘密》这本书的原因。在书的序言中，作者写道：“起初，DNA只是少数专家感兴趣的深奥分子，如今它摇身一变，成为改变我们众多生活层面的核心科技。无论在实用、社会或伦理道德方面，这个改变所造成的影响，都引发了许多艰巨的问题。DNA发现50周年刚好让我们有机会省思现状，大胆提出我们个人对历史与相关议题的看法。”

　　书中几乎包含了DNA结构问世以来所有轰动一时的社会经典案例全集，也包含了在基因技术发展过程中一直不断的争议与反对声。基因改造食品到底安全不安全？当克林顿总统宣布人类基因组草图完成时，人类已经在扮演上帝的角色了吗？辛普森杀妻案中，DNA技术到底是在公平执法还是放走了罪犯？……沃森毫不回避这些问题，并坦诚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沃森将基因改造食品比喻为“麦片盒里的风暴”，他指出：“基因改造食物的争议融合了两大类议题。其一是纯粹的科学问题，即基因改造食物是否会对我们的健康或环境造成威胁；其二是以跨国公司的侵略性作风和全球化效应为主的政治经济问题。若要对基因改造食物进行有意义的评估，应该要以科学考虑为基础，而不是政治或经济考虑。”

　　在书中，他更为读者展示了人类医疗的美好前景，在遗传学不断发展的未来，老年痴呆症、精神分裂症、先天性心脏病、糖尿病、癌症，以及艾滋病这些困扰人类生活、威胁人类生命的疾病也许能得以预防和治愈。“随着基因技术的深入，它给我们生活的影响会非常深远。第一方面，对控制这些困扰我们、影响我们生命质量的疾病，以及对它们的根本性的治疗的研究会有很大的提高。第二方面，每个人会有不同的性状，为什么会产生这些特殊性状，现在我们依然不是很清楚，或许它的生物学背景也是非常复杂的，随着基因技术的发展，这些问题以后可能会越来越清楚。而清楚这些机理，可能会对我们生活质量有影响深远的提高。”

　　1975年以后，随着生物技术这一新的产业被创造出来，科学与商业的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而现在生物学成为奖赏丰厚的金钱游戏，而随之而来的是新的思考态度与复杂问题。

　　在书中，沃森指出，生物技术公司的创建者一般是大学教授，而支撑其商业前景的研究成果自然是来自他们在大学的实验室。例如Biogen（生物基因公司）的共同创办人魏斯曼，就是在瑞士苏黎士大学非实验室克隆出人类干扰素，作为治疗多发性硬化症之用，而这也成为Biogen最赚钱的产品。而一些问题也随即浮现：教授是否能以利用大学设施所进行的研究来获利？学术科学的商业化是否会造成利益冲突？而产业规模的分子生物学进入新时代后，再度煽动了尚未完全平息的安全争议：在攸关巨大金钱的情形下，这个新产业的舵手会把安全极限推至何处？沃森以一个科学家敏锐的直觉提出这些问题，来引起人们的警醒与思考。

　　在人类基因组计划带来大量遗传学新知识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重大的道德问题的思考。在《少数派报告》、《千钧一发》等科幻电影中，艺术家通过一些极端的想象表达出这样的担忧：DNA知识是否必然会造成基因种姓制度、基因的阶级制度、一个先天就决定了优胜劣汰的世界？而最基本的问题，也许是我们应不应该操控人类的基因？

　　“这是涉及到基因伦理学的问题。”季茂业说，“多样性在生物学上是一个合理存在的东西，因为进化的压力产生了生物的多样性，多样性造就了一个缤纷世界，每一个个体在这个缤纷世界里都有它合理的地位，特殊的价值。在生物学上，我们要承认每一个个体是不同的，科学就是要研究他们为什么不一样；但是，他们的价值不能因为形态不一样而被抹杀，在社会学上、在法律上，他们是平等的。”他也指出，随着科学的发展有些问题会更加尖锐，也会碰到一些从来没遇到的问题，这样科学家就必须要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