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一年中,我们既看到国际上令人鼓舞的临床研究进展和21种全新药(新化学实体)上市,同时也看到不少令人可惜和遗憾的临床后期失败或遭遇重大挫折的案例,它们之中不乏很有希望,甚至有的可能会产生重磅药的实验。比如罗氏研发的糖尿病药,临床效果比默克的还好,就是因为安全因素,需要重新考虑新剂量,估计未来凶多吉少而叫停。阿斯利康与雅培合作开发的复方药,并不是完全没戏,但因错过最佳上市时机,从商业角度考虑,两家企业只能放弃。这些项目的失败对这些药厂的打击很大。

  FDA提高新药“门槛”

  如今,新药研究的基础已不同于几十年前药品稀缺的年代,现在的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在审批新药时,已经不再简单奉行“药物有效和安全”即可得到批准的金标准,它要求所有新药必须要“新而优”,除非是该治疗领域没有任何新药可比。在这样的评审原则下,新药通过审核的难度就大大增加。过去新药研发,并不需要与已上市产品做比较,现在仅仅凭有效安全,恐怕难以赢得FDA顾问小组成员的赞同票。许多药厂在研发早期就开始拿一线产品作证对照,目的就是要显示其研制的新药在安全性和疗效上更有优势,不然就没有理由比仿制药提高好几倍的价格,获得新药上市的资格。

  另外,药物研发,尤其是新药研发处处有风险,临床试验Ⅰ期也许通过比例较高,但进入临床II期和III期时,风险就明显加大。尤其在FDA提高对新药审批的门槛,对安全和疗效的优越性特别看重时,药厂的临床试验就需要精心设计,仔细安排,必须拿出过硬数据,否则FDA拒绝批准的可能性很大。即便不拒绝批准,也要求补充更多临床试验数据,往往会拖延两年以上的上市时间。

  从药物研发的角度来看, FDA与时俱进的评审方式,是鼓励真正创新研发新药的务实做法。对历来以开发重磅药为重心的跨国药厂带来了很大的挑战和压力。过去申请重磅药上市,过关的可能性很大,现在则不同了。没有足够的临床数据,难以说服FDA开出通行证。失败的案例中,不乏因为“新而不优”遭遇FDA婉拒,被要求提供更多支持数据。当然也有的是因为本身安全出现问题或临床效果欠佳而宣告失败。

  我国临床试验不失败?

  对照众多国际知名企业的新药试验纷纷落马,我们会发现一个现象,那就是国内企业很少有公开报道和承认新药临床试验失败的消息,难道是国内企业的研发“百发百中”?显然,这是自欺欺人的说法。笔者分析,可能有如下几点原因:

  首先,我国真正意义上的新药数目还比较少,基本上都是仿制国外的药品,因此这些药品在国外已经过了充分的临床试验,药理、药效都已熟知,因此在拿这些药品做临床试验时一般就不会出现失败。

  另外,我们在开发真正意义上的新药时,临床试验水平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还不是很高。最近发表在《柳叶刀》杂志上的《中国临床研究现状》的文章就指出,中国临床研究的学术水平尚不如西方国家。包括三方面因素:医院管理层的认识程度、资金投入及科学思维方法,中国的临床研究前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审批制度方面,同FDA和EMEA相比也有很大差距,中国新药审批所要求的临床案例数明显比国外要少,在正对照方面也无硬性要求,加上我国的新分子实体化合物研究本来数目就少,国家药品评审机构的经验也欠缺,人手也少,审批尺度很难达到与欧美国家同等水准。

  再有,国家鼓励创新,研发投入加大,有许多政府大力支持并被高调宣传的项目,经不起失败和政绩压力,评审时不免带有保护民族产业的色彩。很多国内药企对自己的研发项目进展信息披露也不规范,开放度不够透明,害怕因临床失败导致其股票下跌等,因此有些临床失败研究并没有及时报道。更为可笑的是,几家药厂研发的产品被拒绝批准后,还要试图翻牌,免遭败局,这既不理智,也违反了新药研发规律。

  自降门槛是自欺欺人

  目前国内申报一类新药的项目已经有数百项,按照一般规律来说,大部分是要失败的。我国应该学习国外的评审立法程序,强制要求药厂公布所有临床试验数据,不能报喜不报忧,也不允许降低对国内企业新药审批门槛,否则将长期损害国内企业的信誉和产品的品质。

  国内药监部门应该定期监控和统计新药研发申报数、批准数和失败案例,总结经验教训,使我们的研发投入更加合理,而不是搞大跃进式的新药创新,一哄而上。事实上,中国新药研发审批的失败率或拒批率只有达到与国际同类水平和比例时,这样的研发效率和审批率才是客观和可信的,不然水分太多,只能是自欺欺人。

  随着中国参与的多中心临床试验的增多,我国药品的审评水平逐渐向FDA和EMEA接轨。中国新药研发要赶上世界水平,不能靠“吹”,不能靠“放水”,要靠苦干、实干加巧干,重视创新,容忍失败,才有可能创出中国特色的新药研发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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