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大学本源是科学研究的支撑和引领

　　 “科学研究支撑和引领的高等教育”是现代大学教育研究的本源问题。从中国大学教育近40年的发展改革历程看，其实质就是“科教不断融合”的过程，而改变中国大学则是大学确立了科学研究的地位，并基本实现了从“科教结合”向“科教融合”的“形”的转改。

　　作为现代大学的本质特征，“科学研究如何支撑和引领高等教育”体现了创新驱动发展和现代大学研究的本源。也正是科学研究事业发展，才使我国大学在世界高等教育的排名迅速提升，彻底改变了大学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促进大学进入社会、经济发展的中心，并使我国大学具有了建设“双一流”的动力和底气。

　　学界普遍认同，19世纪初建立的柏林大学是古典大学与现代大学的分水岭。当时，德、英、美、法等国家已进入现代工业社会。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支撑和引领下，德国大学成功突破了古典大学的惯性范式，确立了科学研究对大学的支撑和引领的现代大学本质，明确遵循科学研究的规律培养人才，倡导“学术研究与教学相结合”“学术自由”等。之后，德国大学几乎在各个领域都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但由于当时工业革命对科技的依赖度不高，科学研究与社会发展需求相去甚远，因此，大学仍然处于象牙塔顶端，对社会的影响并不大。

　　现代大学的第二次变革出现在20世纪中期的美国，当时，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深入，引发了工业生产和科技创新方式的革命，社会发展和工业革命越来越依靠科技进步，新科学不断被发现，新技术不断涌现，社会越来越关注大学，不仅需要大学提供人才支撑，也需要大学提供知识和技术支撑。这些构成了促进大学深刻变革的强大推动力。美国大学的变革充分体现了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为先导的教育创新，秉持了洪堡精神的内涵，依照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的新规律变革重构了现代大学，使大学迅速成为美国创新社会中知识创新体系的主体。

　　“科学研究支撑和引领的高等教育”这个现代大学的核心理念，充分体现了现代大学的精神、文化、制度和人才培养的本质。在这样的理念驱动下，尽管大学构建的高等教育平台处于“被动”地位，却永远站在科学研究的肩上，处于科学的前沿。现代大学理念的科学性，在于理顺了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的关系，保证了科学研究等的落脚点始终放在高等教育上。

　　当今，智能时代已经彻底改变了科学研究、人类认知以及生活方式，科技创新已成为国家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新技术瞬息万变，科学技术也正酝酿着划时代的巨大突破，在创新驱动下，世界高等教育必然会产生新巨变。引领世界大学巨变何时出现、出现在哪个国家，已经引起了世界高等教育界的普遍关注，中国大学要抓住这次机遇，坚持“以高水平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高质量高等教育”，创新驱动中国大学走在世界一流大学的前列。

　　真正意义的现代大学在中国出现比较晚。1916年12月，蔡元培先生在他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后的首次演说中提出：“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可见，饱受德国古典大学理念浸染的蔡元培将大学视为研究高深学问、追求真理之机构，其本质还是古典大学与现代大学的结合体。今天重新审视蔡氏理想大学的边界，发现蔡氏的误区在于虽强调科学研究，但忽视了科学研究对人才培养的支撑作用，没有将“科研与教学相结合”的做法当作现代大学本质。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全面学习了苏联体制，将教育与科技从体制上分开，并按照这种思路进行了大规模的院校调整，从此奠定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基础，更加强化了“科教两分”的教育思想和理念。

　　1958年，我国针对科教分离弊端成立了中国科技大学，“教学、科研都是高校的基本任务”在这所新型高校得到确立，也标志着中国现代大学开始起步。“十年动乱”后，科学的春天来临，一度停滞的中国现代大学建设得到迅速恢复。经过近40年的改革发展，中国已建成世界高等教育第一大国，中国社会也已经进入大众化高等教育阶段，大学在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日益突出，中国大学在世界大学的排名逐年提高，教学、科研已经从“分离”走入“融合”。

　　从“科教结合”到“科教融合”，中国大学走了40年。其间，大学改革轰轰烈烈，但本质就是“科”“教”不断融合的过程，“985工程”“211工程”等举措，则从国家层面推进了中国大学的“科教融合”进程。从此，教学不再是大学的唯一任务，科学研究也为国内所有大学、所有教师所重视。这不仅使中国大学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发生了根本改变，科技创新能力显著提升，服务国家需求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显著增强，同时，围绕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进行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探索也有序展开。但是，大学科研水平和能力的提高并不代表大学办学质量和办学水平的提升，也不意味着大学有了科学研究就是现代大学了，因为中国大学虽然具有了科教融合的“共识”，但并没有引起中国高等教育理论创新和政策制定的“共识”，理论研究和政策制定逻辑起点仍然处在“科教两分法则”。

　　以“科教两分法则”为逻辑起点的经典高等教育理论研究无论如何也无法解释和解决“科教融合”的中国大学的现实问题，但只要确立科学研究的支撑和引领，发挥现代大学的各种职能，符合大学运行的规律，中国大学又何必追求与国外大学形式上的一致？大学治理和综合改革绝不能脱离中国实际，要坚持有破有立。综合改革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四则运算，而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函数方程式，每项改革与其他改革必有因果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