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商业保险一直苦于无法对医疗服务提供方进行监督,没有办法控制过度医疗、欺诈、不合理治疗造成的医疗浪费。由于商业保险量较小,而服务方处于绝对的量的优势,无论是议价还是支付规则上,最终只能从用户的行为和风险管理上进行干预,没有办法影响到医疗服务方的行为。

  因此,近年来不少商业保险公司选择了自己进入服务方,已经有不少保险公司踏出了收购医院这一步。在试图往保险加医疗服务这条途径走的方向上,中国有没有未来出现凯撒医疗的整合式模式?要想做大规模,商业保险与医疗服务机构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

  首要的问题是好的服务方很难被收购。目前保险公司进入服务方大多瞄准收购具有一定规模的医院。进入体制内医院的困难是多方面的。一是真正好的服务方太大而且从行政层面看是不太可能走出体制的,因此最有可能被民营方收购的医院大都是二流医院,而且二三级城市的收购难度要低一些,在商业保险最早发展起来的一线城市市场,要进行服务方收购是非常困难的。

  第二,收购医院极耗资金且需要长时间运营和管理革新才能让医院的服务获得价值提升,尤其是从体制内转轨过来的医院,面临人员安置、薪酬福利待遇、成本控制等多重难题,没有三到五年是无法完成改革并体现效果的。因此,保险公司即便具备雄厚资近收购这些医院,之后的管理和改革也会耗时耗力。

  第三,整合保险和医疗服务的前提是群聚效应,也就是在某一个地区(比如凯撒在加州)密集拥有医疗服务机构。中国的各地差异性很大,收购医院的难度和所费金额也很不一样,如果紧盯大医院而进行全面撒网,最终将会得不偿失,耗费大量资金和时间却没有办法将资源整合到一起。

  第四,基于中国病人对规模的信任,大医院在吸引客流上确实有一定的优势。但控制费用、提高服务效率、增加服务体验并不是规模能够做到的,恰恰相反,规模越大的医院,行政管理的成本越高,在当下缺乏医疗分级服务的环境下,大医院没有办法提供很好的服务体验。因此,在这一点上,从收购大医院切入整合医疗并不符合保险公司控制费用、为会员提供更好医疗服务的定位。

  最后,对于保险公司来说,提供可选择性是非常关键的,虽然可以在赔付比例和自付规则上引导用户前往某一些医疗机构,但提供开放式的医院网络作为灵活选择仍然是必要的。在中国这样地域差别很大且用户需求不一的市场里,封闭的操作模式并不可取,即便是凯撒医疗在加州拥有了很强的自有医院,其医疗网络仍然是开放式的,在其他地区也采取了紧密合作的模式。

  这五大困境提示了三点,保险和医疗服务的整合不可能是封闭式的,也不太可能按照收购大医院的路径去走,而且整合即便可以成功,所需的资金量会很大,所需时间会很长。因此,未来的保险和医疗服务整合可能是局部性的,这种局部性体现在三点上。

  首先,中国市场太大,而且就全国范围来看不可能通吃,各个保险公司可能在某个地区进行小规模的整合,而且其地理覆盖范围不会太大。

  第二,局部性还体现在从什么类型的医疗服务机构切入上。从上文的分析中可见,大医院的模式并不适合商业保险。在商业保险最具有购买可能性、供需缺口也最明显的中端领域,与保险最匹配,最可能符合服务提升和控制费用的中端基础医疗机构将会比大医院更适合进行整合。这类机构目前还处于萌芽的极早期,但在未来发展的过程中,最有可能通过合适的价格和成本控制办法、优化的就医流程来为商业保险的会员提供更具价值的服务,并嫁接目前的体制内医疗机构无法提供的医疗衍生服务,比如个性化疾病管理、健康教育和预防干预等措施。中端基础医疗机构的整合成本远低于医院,且在布点上可以做到在某一小区域内密集分布。

  最后,局部性体现在整合的办法上。收购并不一定是整合所必需的出路。收购需要资金投入,保险公司对医疗服务的管理能力也是未知数,其他国家也不乏保险公司不擅长管理医疗机构最终选择退出的案例(比如英国保险公司BUPA曾经出售了旗下20多家医院而只保留全科诊所等基础医疗服务)。因此,除了直接收购,保险公司还可以有其他局部性方式进行服务的整合,比如与体制外新型医疗机构共同制定可以让支付方和服务方都接受的服务、支付和管理标准,让两者在治疗、控制费用以及长期的疾病管理上有更加标准化的合作。这种办法看似不如收购来的紧密,但可能对快速推动两个板块的发展更有效。

  因此,中国到底有没有可能出现凯撒?要完全走凯撒的道路是无法走通的,但在局部式切入是有可能的。符合中国市场需求和医疗基础的整合更有可能是开放性的,而且从新型的基础医疗切入会比分散大规模撒网收购医院更可能走通这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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