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报：如何破解学术生态污染怪圈

　　如果没有学术啄木鸟机构依据法规介入学术生态治理，要恢复学术生态平衡，终究难以见到实效。结果可能是，一个造假者倒下，还可能有无数个造假者野蛮生长。

　　厦门大学教授傅瑾因伪造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文凭被辞退，北京化工大学教授陆骏履历造假被开除……近年来，随着新媒体（尤其是自媒体）的发展，网民通过网络曝光学术造假事件呈上升趋势，暴露出我国高校学术生态污染呈愈演愈烈之势。

　　造假者之所以能持假学术身份在高校谋取职位和利益，高校往往给出的解释是：引进人才的审批程序没有严格执行，才让造假者钻了空子。表面上看，这确实存在审批程序执行不力的问题，但从本质上看，则是高校学术生态污染，且形成了越治理越恶化的怪圈。其结果导致每一次学术打假“成功”的背后，是高校的失职、教授的失信、学术的失范与公众的失望。

　　其实，学术是一个生态，有学术蛀虫必须要有学术啄木鸟，才可以保持生态平衡。学术弄虚作假、骗取荣誉古已有之，只不过现在伴随着新媒体发展而多了起来。正如美国乔治亚州立大学教授奥费所说：“学术剽窃就像蟑螂一样，厨房地板上每发现一个，意味着壁炉里还藏着一百个。”当傅瑾与陆骏等被揪出来的时候，不知道还有多少造假者在暗自庆幸。实际上，抄袭并非个别国家的问题。2012年《澳大利亚人报》曾发表约翰·罗斯（John Ross）的文章《别傻了，抄袭已蔓延全球》，揭示了抄袭现象普遍存在。2012年，《英国医学杂志》发布的一项调查表明，有1/10以上的英国科学家和医生曾目睹同事在研究中故意更改和伪造数据；有6%的科学家称，本单位可能存在未被调查的学术造假行为。2012年8月30日，多家美国媒体报道哈佛大学本科生涉嫌抄袭的事件。2008年，中国科协开展的10城市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显示，对于“当前科技工作者中是否存在浮躁心态和行为”的问题，90%的被调查者认为“的确存在”，95.1%认为自己身上“不同程度地存在”。第二次全国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也显示，55.5%的被调查者表示，确切知道自己周围的研究者有过学术不端行为。对于“如果同行发生论文抄袭、伪造实验数据等学术不端行为，你会怎么看？”这一敏感话题的调查显示，来自北京、上海、武汉、兰州等城市的14所高校和研究所的1903名应届博士毕业生，有39%的被调查者认为“值得同情”，23%的被调查者表示“可以原谅”。从以上数据可见，对学术生态污染，今日的学术界从思想到行为都已经见怪不怪了。

　　高校是引进高端人才的最大受益者，却也是高端人才造假的重灾区。“师者，人之模范也。”做出学术造假之事令人不齿。若对其造假行为处理不力，势必会让学术不正之风愈演愈烈。高校教师学术造假不仅败坏了学术风气，损害了学术创新能力，而且会产生极恶劣的“示范”效应，对学生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可是在今天，学术品格的崇高被淡化为“教师职业道德”，且这一职业道德似乎在一些教师和高校那里有退守到底线的趋势。如果说傅瑾与陆骏等造假是为获取一己私欲，纯属个人行为的话，那么，高校疏于对引进人才的甄别，让造假者有空可钻，则是其职责的失守、道德的失陷。时下，有些高校一时找不到人才，就设法私下拉一些著名学者搞虚假兼职，借他们的名声争抢社会资源。若任这种人才泡沫继续膨胀，只能毁了人才、搞乱学术、搞垮高校。早在2000年，美国盖洛普咨询公司就曾在一项调查中预言，教育道德下滑会成为比犯罪、贫穷、毒品、环境、种族问题更令人担心的国家问题。

　　高校本是培育人才的净土，为什么频频出现学术造假丑闻呢？这必然有造假者修养与道德方面的原因，但更深层的原因则在于特殊的利益驱动机制。高校引进高端人才一般是政府买单，学校零成本招人，还可以增加“院士”、“长江学者”或者“千人计划”的人数，这些都是学校招生、谈项目合作的资本。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高校领导都把引进多少海外名校的“洋人才”看做是十分重要的人才政绩。于是，“千人计划”、“长江学者”、“闽江学者”、“泰山学者”、“珠江学者”、特聘教授等各种各样的人才计划纷纷被制造出来。在这种人才政绩观的驱动下，高校人才泡沫持续膨胀，不时爆出“假引进”以及引进“假人才”的丑闻，甚至还存在高校主动与被引进人才一起演双簧的现象。傅瑾与陆骏等看到国内高校唯外国博士、外文论文是从，就投其所好，编造学历、论文以达到目的。学术造假固然可恨，但更可恨的是高校对造假行为的宽容和麻木，这种纵容的态度是形成“学术生态污染怪圈”的重要原因——学术界对造假者见怪不怪，高校遮遮掩掩容留造假者，学术啄木鸟的缺失助长了造假者。更有甚者，有些高校在造假者被揭露出来后，还打压举报者、袒护造假者。从此可以看出，高校的“学术生态污染怪圈”是学术造假的根本原因，造假者的道德问题与学风问题仅仅是表面原因而已。

　　仅仅靠网民与民间“打假斗士”的单打独斗，是难以破解“学术生态污染怪圈”、进而维持学术生态平衡的。如果没有学术啄木鸟机构依据法规介入学术生态治理，要恢复学术生态平衡，终究难以见到实效。结果可能是，一个造假者倒下，还可能有无数个造假者野蛮生长。因此，各级政府、各高校要成为学术啄木鸟，改变长期以来被动应对的态度，积极制定法规，主动防御学术造假与开展打假。国外对于学术造假的防范与处罚很严格。比如，根据美国法律，对于任何获得美国联邦政府资助的研究项目，高校收到剽窃举报，负有法定义务予以调查处理。美国雅虎公司CEO汤普森就因为计算机文凭造假而辞职，匈牙利前总统施密特·帕尔也因博士论文抄袭而辞职，德国前国防部长古滕贝格因论文抄袭也被迫下台……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闫希军建议，加强学术诚信的法制化管理，尽快把遏制学术不端行为纳入立法体系。对学术不端实施法制，可以使部分造假者受到法规威慑而不敢造假。

　　“唯文凭是举”思维在中国社会土壤中根深蒂固。有了文凭就有了相应的工作职位、职称以及工资、福利等多方面待遇，也正是有了这些诸多利益，高校才频频出现文凭造假丑闻。近年来，高校在功利化与国际化的双重冲击之下，为赢得更多的社会资源和学术资源，常常会陷入“文凭崇拜”甚至“迷信洋文凭”的陷阱。高校需要什么样的人才，衡量标准有很多，但一些高校希望尽可能多地吸纳有海外学术背景的人才，片面地提高了“文凭”这一标准的权重，出现了“唯洋文凭是举”的趋势。以此看来，傅瑾与陆骏等人的“失败”不是个案，改革“迷信洋文凭”的人才选拔机制是一条必经之路。当年，金克木身为“燕园四老”之一，却只有小学文凭；陈寅恪被尊为“教授之教授”，毕生未获任何文凭。没有学校要文凭也没有人造假文凭，没有谁可以否认那是学术蓬勃发展的黄金时代。如今高校对“洋文凭”的热衷与崇拜，恐怕不能仅仅寄望于“学术打假”，而必须建立一套科学的学术评价机制，从制度上铲除滋生造假的土壤，方能还高校一方净土，使造假者受到学规约束。

　　现代社会，诚信不但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更是整个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石之一。从道德范畴来看，不管中西方社会，诚信都是重要的道德准则，而且是公认的美德。从法律角度来看，诚信已经成为交易行为的前置条件。一个人人讲诚信的社会，可以极大降低交易成本；而一个尔虞我诈的社会，整个社会的交易成本将会相当高。因此，高校在对傅瑾与陆骏等学术造假行为进行处理的同时，也必须反思诚信缺失的原因，尽力关上学术造假之门，找到重建学术诚信之道。2011年7月，在印度数学科学研究院和全球知识共享论坛联合召开的会议上，有学者建议在本科教学过程中，将学术道德纳入必修课范畴，并在研究机构中设立“道德官”（ethics officers）。学校应建立良好的学术生态，向学生传达“以学术诚信为骄傲”的学术理念，引导每个人积极坚守学术道德底线。我们不妨加强学术道德教育，使造假者道德觉醒、以道德自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