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报：科技攻“艾”任重道远

　　5年前，海浪（化名）在一次体检中，意外被检测出携带HIV病毒。担心村里人知晓病情后异样的眼光，他拖着病体从西北农村老家只身来到北京这个举目无亲的大城市。

　　然而不久，一次再普通不过的感冒却将他带到生死边缘。伴随着高烧不退、浑身乏力，他开始哮喘、呼吸困难，才过了一个多月，原本130多斤的体重就下降到80多斤。

　　在体检中，他才得知自己的CD4免疫细胞已经下降到40/mm3，不足正常人的1/10。免疫系统的崩溃让各种疾病乘虚而入。

　　在北京佑安医院接受了近半年的抗病毒治疗，他的CD4免疫细胞才逐渐恢复到300/mm3。现在，他每天仍在服用抗病毒药物。否则，一旦停药，病毒载量还会升高,各种疾病又会袭来。

　　“抗病毒药物像一把‘双刃剑’，在抵抗HIV病毒的同时，却会极大地损害患者的心、肝、肾、脑等器官，长期服用也会对机体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害。”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放射科主任李宏军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指出。

　　11月10日，由佑安医院承办的第五届国际艾滋病临床影像学术会议暨第三届感染与传染病影像学术会议在京举行。记者在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艾滋病病例发病率与死亡率依然居高不下。由于医疗体制制约，艾滋病预防依然存在盲区，而医疗技术突破难也使防治工作具有一定的滞后性。

　　近年来，我国艾滋病发病与死亡人数持续增加，每年国内HIV病毒感染病例超过4万人。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1年底，国内存活的艾滋病感染者达到78万余例。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有5个省份的病例超过5万例，13个省份超过1万例。

　　由于艾滋病患者所携带的HIV病毒可以进入人体细胞核，甚至是染色体，可以对机体造成巨大破坏。

　　“尽管如此，HIV病毒本身并不会直接导致HIV感染者死亡，然而由于它长期潜伏在体内对免疫系统造成巨大破坏，极大地降低了机体的免疫力，使呼吸、肠胃、骨骼、皮肤或心血管系统出现严重的并发症，从而导致患者死亡。”佑安医院院长李宁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指出。

　　据统计，在我国39种法定传染病中，艾滋病的死亡率居首位，占所有传染病死亡人数的45%。其中，85%的患者死于艾滋病并发症，而非HIV病毒本身。

　　事实上，为了及时发现HIV感染者，做好防治工作，我国在艾滋病防治方面投入了大量的人财物力。据2008年统计数据，我国艾滋病确诊实验室达到了244个，初筛实验室近8000个，监测点有1080个。经过4年发展，这些数字还在迅速增加。

　　尽管如此，我国艾滋病新发病例仍在持续“走高”。据统计，2007年，国内艾滋病病例死亡人数为2万，2009年增加到2.6万，2011年增长到3.8万。

　　“由于已经感染艾滋病的病人和隐性的感染者陆续进入发病期，死亡人数还会持续增加，防治工作迫在眉睫。”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教授、中华放射医学会原主任委员祈吉指出。

　　从医学角度来看，如何从普通的病人当中发现艾滋病病例仍是放射科医生所面临的巨大挑战。

　　“由于当前HIV病毒的诊断渠道主要通过血液采样分析，并非所有到医院就诊的病人都需要做血液采集。而艾滋病并发症并不一定具有独特性，如果仅凭影像的鉴别，很难区分出是否为艾滋病病毒携带者。”祈吉指出。

　　他解释说，由于一半以上的艾滋病患者仍不清楚自己是HIV病毒携带者。而医生在给他们做放射诊断的时候，往往会出现“异病同影”的结果，即发生感染者并发症的疾病影像与非感染者的疾病影像相同的情况，形成艾滋病防治的盲区。

　　同时，我国医疗体制的限制也直接影响到隐性艾滋病病例的及时发现。由于国内综合医院不设传染病科，一旦发现携带HIV病毒的病人，就要把他们转移到传染病医院。

　　“这就导致大中型医院的临床和放射科医生长期被‘屏蔽’在艾滋病防治之外，对艾滋病症状的了解更加缺乏诊治经验。”李宏军指出。

　　然而，目前多数传染病医院由于受制于设备条件的落后与人力资源的匮乏，仍不能完全适应艾滋病确诊与治疗的需要。“我国是肝病大国，大部分传染病院的日常工作主要集中在肝病治疗上，其次便是忙于应对突发传染病。传染病放射科真正做艾滋病系统研究的医生相当少。”祈吉指出。

　　此外，专家认为，当前我国艾滋病防治还存在一线医护人员少，训练不足等情况。同时，传染病医院的医疗水平和条件参差不齐，基层医院医疗设施不足也不利于对艾滋病的诊断和预防。

　　据了解，当前全球艾滋病感染者达到4000万人。尽管治疗得当使感染者的平均寿命普遍上升。然而，专家认为，从源头上预防和控制艾滋病才是正道。

　　当前，很多国家都在积极开展疫苗研发实验，希望可以阻断艾滋病蔓延之“本”。2011年底，美国批准进行艾滋病疫苗人体试验。近期，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表示，其所研制的艾滋病疫苗在第一阶段的人体临床试验中获得成功，被认为是艾滋病疫苗迈向临床应用最关键的一步。

　　在我国，吉林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孔维在2002年便与长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共同组建了致力于艾滋病疫苗研究的长春百克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由国家疾病控制中心研究员邵一鸣所领导的艾滋病疫苗一期临床试验目前已经在佑安医院正式开始。

　　同时，各国科学家也在积极寻找治疗艾滋病的方法，基因治疗方兴未艾。尽管“柏林病人”与“波士顿病人”的案例为基因治疗艾滋病提供了一线希望，然而很多专家认为，该方法对于治疗艾滋病并不具有普遍意义。

　　“柏林病人”指的是患有白血病的美国加利福尼亚感染者蒂莫西·雷·布朗。2007年，他在柏林接受骨髓移植后，幸运地移植到“天生”不会被艾滋病毒感染的造血干细胞，使体内HIV病毒“节节败退”。蒂莫西被认为是世界上首例被治愈的艾滋病患者。

　　而在近期举行的第19届国际艾滋病大会上，两位来自美国的患有淋巴癌的“波士顿病人”在经过骨髓移植之后，经过一段时间服用传统的抗逆转录病毒药物之后，也成功地使艾滋病病毒“销声匿迹”。

　　“骨髓移植治愈艾滋病的例子有限，是否完全有效尚不可知。”李宏军指出。他解释说，这是由于HIV病毒“藏匿”的本领非常强。在以上几个案例中，病毒很可能仍然潜伏在感染者身体的某个角落，经过一段时间后，又会卷土重来，破坏机体免疫机能。

　　同时，骨髓移植风险极大，需要用药物破坏感染者原有的免疫系统，并建立新的骨髓捐献者的免疫系统，具有不可预测的排异反应。

　　“两害相权取其轻。当前，采用较为保守的药物治疗来抵抗HIV病毒，提高机体的免疫力，仍是更加安全的治疗方法。”他指出。

　　“自从1981年发现艾滋病至今，在过去的30年中，人类还没有找出完全攻克艾滋病的方法，然而，我们毕竟已经作出了很多成绩。”美国罗彻斯特大学艾滋病研究专家乔凡尼·斯基菲多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我们延长了感染者的寿命，提高了他们的生活质量；或许在未来30年，我们可以作出飞跃性的进展，真正治愈艾滋病！”他满怀信心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