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仍有不足上海科创中心建设该如何破题

　　在全市国民生产总值达到4.72万亿元之后，上海的城市能级该如何迈上一个新台阶？两会上，激活创新这个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得到了众多代表委员的关注。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用较大篇幅总结了过去一年上海在科技创新上取得的成果，并对今年工作作出了部署。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代表委员们认为，当前上海还存在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仍有不足，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产业化双向链接的快车道仍需疏通等问题，急需健全理顺相关体制机制，打通裉节堵点。

　　突破机制瓶颈：让科研人员“敢碰”高风险研究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深化基础研究先行区建设，聚焦前沿交叉领域开展高风险高价值研究。这一表述，引起了很多代表委员的共鸣。大家认为，没有基础研究的引领，很难在技术上有所创新，一些现在看似无用的基础研究，可能若干年后会催发新的产业革命。

　　“很多所谓‘卡脖子’问题，如果细致分析就会发现，最后都是‘卡脑子’的问题。”市政协委员、同济大学物理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任捷认为，很多技术难题的背后，其实都是原创性基础研究的缺乏，上海提出建设基础研究先行区，有责任也有义务在这方面实现更多突破。

　　“高风险的科研项目往往是一些看似难度很大、目标实现较为困难的项目。这样的项目要么不成功，一旦成功往往就可以产生颠覆性的成果。”市政协委员、华东理工大学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教授安琦说。

　　从事科研工作的代表委员们认为，在推进基础研究突破的过程中，高校往往走在最前面，但仍存在一些体制机制方面的堵点问题。

　　“对于原创性的基础研究，我们不应急功近利，对高校或科研院所来说，这一点尤为重要。”任捷坦言，他自己身边学生和博士后等青年研究人员就曾向他反映，虽然知道一些课题价值很高，但课题难度大，自己又面临就业压力，需要快速出成果，才能赶在年龄限制前找到教职或晋升，因此不得不转而选择一些能快速出成果的课题。“如果大家都去跟风追逐一些潮流性的东西，就很难沉下心来做一些真正具有原创性、探索性的基础研究。”

　　任捷还提到，很多有能力的研究人员，可能会读完博士后去企业里工作几年，带着产业的经验和对前沿技术的理解，再回到高校或研究机构做进一步基础研究。但现实是，上海很多人才计划和基金项目均有“一刀切”的年龄限制。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节奏，原创性基础研究更要适应这一点。”任捷建议，申请项目计划等应避免限制年龄，如有必要考虑年龄，也应更加灵活化。考虑到各人读博有早晚，可以博士毕业证的日期为起始年计算年限，这也是国际惯例。此外，如有可证明的产业界工作经历，或支教、生病、生产等中断科研的经历，可相应扣除这部分时间，再计算年限。

　　“现在的高校的科研环境还是很宽松的，大家可以自由探索，但确实也存在一些急功近利的情况。”安琦说，如果某位科研人员所做的研究出成果的速度很慢，很可能在考核中遇到麻烦。他建议，对于一些通过专家研讨认为确实属于带有一定风险的探索方向，可以实行更加灵活的考核模式，比如延长考核周期，甚至取消考核，让高校里的科研人员没有后顾之忧，更加敢于承担高风险的科研项目。

　　打通转化裉节：产业牵引推动供需对接

　　在代表委员们看来，科技创新是一个全链条过程。除了0到1的突破，1到10的成果转化同样重要。没有这个过程，实验室里再多成果也只能束之高阁，无法真正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去年，杨浦、虹口代表团的多位市人大代表围绕科技创新分别开展了调研。代表们发现，当前上海的科技成果转化体制机制建设方面尚存不足，有必要建立成果转化新范式。“当前科技成果转化所面临的障碍，归根结底是供需对接渠道尚未打通，科技成果与产业真实需求匹配度不佳、与市场需要脱节，以至于转移转化效率低。”市人大代表、上海材料研究所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张杰说。

　　市人大代表、上海启迪创业孵化器有限公司董事长韩威认为，解决问题的一个重要路径，是在抓好基础研究的同时，大力推动以产业需求为牵引的科技成果转化。

　　“科技成果转化有两条典型路径，一条从技术源头出发评估、发现有转化价值的科技成果集中资源进行转化，另一条则是以产业需求为牵引。”韩威说，相比前者，以产业需求为牵引开展技术转移或合作研发的目标更明确、与实际需求更为契合，因此对产业资源的整合调度能力更强，技术转移成功率可能更高。在美国、日本、德国等科技成果转化做得较早的国家，这种模式正越来越普遍。

　　韩威说，目前，我们国家和省部级等应用课题的立项通常由科研组织部门组织学术专家根据创新规划编制科技计划申报指南，产业专家参与较少，导致课题方向和产业实际需要、关注方向结合不够，资源投入与转化产出之间存在脱节。她认为，应该让产业单位和产业专家深度参与高校院所研究项目从立项到评审的全过程，把是否可以转化和是否值得转化等问题纳入立项考量。

　　张杰建议，通过数字化创新平台打破转移转化对接障碍。“可以梳理和遴选上海范围内全要素、全链条、全球化的供需对接数字化智能化创新平台，择优给予更多关注和运营支持，使其率先融入全国乃至全球技术转移转化市场，着力破除阻碍技术要素自由流动的数字壁垒，促进创新资源在更大范围内开放共享和畅通流动。”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优秀的科学家不一定是优秀的企业家。因此，科技成果转化为成熟的商业项目这个过程，需要技术经理人的参与。”韩威说，在技术转移成功率较高的国家，技术经理人在科技成果转化前期过程中往往扮演极其重要的策划者和组织者角色，甚至要在技术项目进一步商业化时担任早期创业者。

　　但是，当前技术经理人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待提升。韩威建议上海进一步加强技术经理人的培训、认定和普及推广，鼓励高校、科研院所技术转移办公室、新型研发机构和孵化器以全职、兼职、合作等多种方式建立技术经理人库，探索“科学家科研-技术转移办公室评估管理-技术经理人实施转化”的路径。

　　改革人才评价：别让科研人员“跑经费”

　　科技创新，本质上是人的创造性活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聚焦国家重大需求和城市重要使命，加快集聚战略科技人才、海外高层次人才和顶尖人才团队。

　　代表委员们指出，上海的“高精尖”人才仍规模不足、能级不够，特别是缺少能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建立理论体系、创立独特方法并形成学派的科学家群体，这已成为上海提升科创中心能级的制约因素之一。

　　市人大代表、复旦大学基础医学院院长雷群英调研发现，近几年，上海“双一流”高校实验技术队伍结构得到了优化，80%处于50岁以下，博士学历高达60%，但如何发挥高学历、高能力、高素质实验技术人员在“双一流”建设中的作用，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实验室工作是一个专业性、科学性、技术性强的工作，但高端实验技术人才缺乏，已成为高校面临的普遍问题之一。”雷群英建议，在仪器研发、仪器设备功能改进、大型仪器设备管理等方面，可设立“特聘教授”“特聘研究员”重点岗位，还可依托国际合作的联合实验室、重点实验室、国家实验室等建设实验人才队伍培训基地，建设一支充满活力、富有创新意识的高水平科研支撑队伍。

　　科技人才的积极性，往往取决于评价机制。韩威调研发现，在科技人才评价机制方面，存在着重论文轻转化的现象。一方面高校研究人员评价考核主要看论文的发表数量、质量，评价权重中科技成果实际应用和落地转化较少，另一方面在考核评审专家库中依旧以学术专家为主，较少有产业专家参与。

　　“这种评价机制促使教师更多地关注学术研究和论文发表，较少关注成果的实际应用价值和经济带动意义。”韩威建议，建立和完善高校科研人员分类评价机制，加大科技成果转化成效在人才评价中所占的比重，除学术论文数量和质量外，还应考虑科技成果转化、商业合作成果、经济带动成效等多方面的贡献，进一步激发科研人员推动成果转化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此外，在人才评价过程中应当引入更多产业专家和企业家参与，扩大人才评价维度，体现企业创新主体地位，鼓励百家争鸣的科研创新氛围。

　　在任捷看来，评价和考核体系应尽力破除“唯项目”“唯经费”的倾向。项目和经费是获得原创成果的保障，但不可将项目经费作为“目的”；不应以“项目数、经费数”作为职称待遇评定的硬指标，而应客观依据其成果成效，避免科研人员舍本逐末“跑”项目“跑”经费，从而让其真正潜心到科研问题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