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经南院士：创新须改造文化基因

　　过度行政化、资源分配不公、奖惩失措、创新文化贫瘠，是当下科技管理体制失效的主要表现，也是科技体改不得不加快推进的现实动因。院士群体代表国家最高智力资源，得益于体制的同时又或为体制所累，在这场变革中，成为推动者还是观望者，每个人都面临着选择。

　　两院院士大会期间，围绕科技体改的一些争议话题，部分院士接受了本报专访。

　　中国科技界需要怎样的创新文化？中国工程院院士刘经南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不是一个可以简单回答的问题，“创新文化不是孤立于某一个群体的，至少应该包括国家、群体（科技界、教育界、企业界、政界）、个人三个层次”。

　　在刘经南看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不良“基因”制约了我们的创新，比如，重综合定性而轻逻辑分析的思维方式、重继承而轻批判的学术传统、重经验和实践而轻理性思辨和科学假设的研究方式等等。

　　更令他感到忧虑的是，扼杀创新的应试教育还在一代代传承。“即使你成为一位出色的科学家，也会受到应试教育过程潜移默化的影响。”刘经南说，对于这一点，他感到很庆幸，“我不是应试教育培养出来的”。

　　上世纪50年代，刘经南在湖南长沙上小学、中学。虽然当时也不算是全面发展的素质教育，但整体环境比较宽松，“可以自由地学”。从小喜欢看书的刘经南，曾在小升初时因为偏科而落榜。“作文经常成为范文，但是数学不怎么好。”他说。

　　由于没有考上理想的中学，刘经南在家自学一年。这一年，他不仅在父亲学校的图书馆过足了书瘾，学会了基本的图书管理和分类，而且通过数学参考书的自学，实现了数学成绩的大飞跃。刘经南说，他当时完全按照自己的兴趣博览群书，这段经历培养了自己对信息获取、分类的能力以及快速猎取知识的能力。第二年，他如愿考上长沙明德中学。

　　明德中学非常提倡学生的个性发展。有的同学喜欢下棋，常常研究棋谱，“小小年纪就连文化宫的长者都下不过他们”。还有一些同学擅长吟诗作对，刘经南心生艳羡，便找书自学写诗，渐渐也加入到“诗人”俱乐部。

　　兴趣广泛的他还参加了生物兴趣小组，曾自制显微镜，放大倍数达到100倍。他还从废弃工厂找来材料自制古筝、收音机。“我就爱自己动手制作。”回想起来，刘经南至今仍很自得。

　　刘经南认为，根据自己的兴趣发展，对兴趣的执著追求，对创新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在刘经南的高中时代，科学家发现了DNA双螺旋体结构，杨振宁、李政道获得诺贝尔奖，前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这些事件都对刘经南的成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立志要当科学家。慢慢地，刘经南的兴趣集中在天文和生物。“天体和生命都很神秘，很有挑战性，我很喜欢。”他说。

　　高中三年，成绩一直稳居年级前三的刘经南，高考志愿第一表填写的第一志愿是北大生物系。但由于某些原因，他的档案被盖上“该生不宜录取第一志愿表”字样。1962年，刘经南被录取到第二表的第一志愿：武汉测绘学院天文大地测量专业。

　　进入大学后，刘经南大胆质疑，不唯师，不唯书。他后来经常用自己的求学经历来鼓励学生：要超越自我，超越前人，超越时代！

　　刘经南说，无论求学还是治学，他都以兴趣为引导，“只有从自己的探索欲出发，才能充分挖掘和发挥自己的最大潜力”。

　　在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期间，他感触颇深，无论学生还是教授受应试教育的影响都很深，“就连人本身的探索性、创造性都被抹杀掉了”。

　　刘经南认为，目前家庭、社会乃至政府的衡量标准都是听话、温顺才是“好孩子”，反对个性、注重循规蹈矩的文化基因根深蒂固。而偏哄唬、喜训斥、少引导、轻承诺的教育方式又导致诚信文化的缺失，致使国人理性、自信、淡定的基因不足，易走极端，易跟风。因此，“要对文化基因进行彻底改造，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

　　刘经南说，中华文化有灿烂辉煌的一面，但也有不足的一面，“无论从群体、个人还是国家层面，都要深刻认识这个问题”。

　　他认为，科学家、教育工作者、政府官员对这方面的认识和觉醒还不够。目前只有零星的声音，没有形成社会的共识。

　　“文化自觉是提升国民素质、改造国家发展模式最重要的一点。现在要敢于批判我们文化的弱点，需要一场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新的思想解放。只有发扬文化优势，摒弃文化劣势，唤醒创新的文化自觉，我们才能从根基上使创新向前迈进。”刘经南这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