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中国现在成为有名的博士生生产大国,听说有导师同时带47位博士生,影响博士生的素质,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答:中国如今是博士生生产大国,这是不争的事实。导师带博士生的数量曾经有一段时间较多,最近几年,据我所知,是在下降的。文科专业现在基本是一个年度一个导师有一两名学生。因为基数大,整体素质自然会出现问题,但真正优秀的博士生还是有。我个人看法,人才在一定时段的出现总量大体是平衡的,也就是说,真正优秀的人就那么多,总量小的时候,人才的比例显高,总量大的时候,人才的比例显低,但就绝对数量观察,并不会有特别大的变化。人们现在感觉一些博士生素质差,主要是因为基数大了而真正优秀的人才并没有同比例增长。
问:有人说“中国没有毕不了业的博士生”,这是博士生制度出了问题吗?
答:有一点我们要清楚,目前中国社会是一个就业和阶层上升需要依赖学历的社会,在社会现实和人们的习惯中,学历是人才上升的主要评价标志,一时还难以改变。博士本意是指受过系统专业训练的学术经历,但在中国社会,它常常被扭曲。也就是说,在各种社会评价体系中,学历本身异化成为能力和身份的标志,所以社会上并不从事专业研究的人,也以获取博士学位为追求,是社会现实的刚性需求刺激了博士的不断增加。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官员热衷获取博士学位,开了不好的头。中国社会至今还是官本位社会,官员地位始终处于社会顶端,官员的取向引领社会的风向。中国博士生制度本身的问题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社会导向出了问题。
至于博士学位制度本身的问题,我以为还是第二位的。有人说“中国没有毕不了业的博士”,但也有些学校要求严格一些,现在这个情况正在发生变化,在朝着严格管理的方向发展。中国硕、博士还基本停留在考试录取阶段。在中国习惯中,凡考试制度中的现状,基本具有如下特点:一是进门极难;二是出门相对容易;三是因为入门成本过大,在事实和习惯上,制度对于已迈过考试门槛者,相对宽容。这有制度本身的原因,也有社会习俗的制约。一些国家的学位制度,因为基本以申请为主,入门并不具有过高难度,所以出门一向严格。在社会一般习俗和基本制度不发生变革的情况下,要求严格限制博士生的毕业率,不符合中国现实。中国博士毕业容易的主要原因是入门太难,显得机会成本极高,所以一般人不愿意在已入门的情况下,再为难学生。这个局面,我个人认为极难改变,当中国硕、博士入门条件由现在的考试制变为申请制时,这个状况自然会随之发生变化。
问:听说现在一些导师与博士生之间,形成一种“老板制度”,什么是“老板制度”?这样的“制度”如何影响中国高等教育?
答:这个说法可能主要是针对理工科和社会科学的一些学科而言。所谓“老板制度”,简要说就是有些导师将学生视为雇员,形成一种简单的干活儿拿钱的现象。这种现象的产生,和中国现行的科研制度有关。中国现行的科研制度,主要是政府主导的项目发包制度,其主要特征是各级政府(国家、省部级或者行业)将科学研究的方向,附带相应的科研资金,预设为各类项目。这些项目在固定的周期内,以招标的方式向社会和行业发布。社会评价以发布者所居的行政地位而定,也就是说,国家级高于省部级,而行业最多与省部平行。项目的重要性也与此相关。在高校和相关研究机构中,国家、省部各类项目在考评时有固定的分值。人是趋利避害的,所以在中国高校中,以项目为导向的科学管理方式,就可能导致只问项目而不问真正科学价值的倾向。说实话,在这种评价制度中,除一些以实用为主要目标的科研项目具有合理性外,一些人为预设的科学指导计划,是违背科学研究自身价值的。但中国目前还无法改变这种现状,因为社会缺乏基本信任体系,凡事只能依照僵硬的制度来管理。
问:社会越来越功利化,博士头衔比起博士本身的学识更重要,如何令学术重归学术?
答:为了升官发财追求博士头衔的现象在中国比较普遍,就是因为中国各类机关对从业者有极为苛刻的学历要求,中国如今还是学历社会,学历的天然优势让社会始终以学历为中心。在目前中国社会中,博士与学术本身往往不是一个学术研究关系,有的甚至变成单纯的学历关系。也就是说,职业本身对博士学术虽无要求,但在选拔中,学历本身成为一种符号性的东西,多数情况下,起到标签作用。学术重归学术的主要思路还是要回到独立思想、自由精神上来,让学术真正独立,中国的学术才有出路。
问:如何应对博士生的质量问题?
答:真正解决中国博士生质量问题的办法,我以为有两条出路:一是社会各级机关中,一定要淡化高学历,除专业高级研究机关(如高校、科学研究机构)外,在制度性的选拔从业者条件中,不能作学历限制,尤其不能有具体高学历的限制,这样社会习惯才会形成博士是专业研究学衔的看法;二是硕、博士要尽早实现由考试制向申请制的合理转化,让真正有学术兴趣者来选择;因为入门门槛相对容易,出口自然极难,这样博士才会真正还原到它的本意上来。但这一切要建立在淡化高学历崇拜的前提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原标题:谈谈博士质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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