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研院勘查技术：从“小学生”到“国际裁判”

　　纵然已穿越了一个甲子岁月，当年为中央领导提供决策的“开业之石”依然保持着当年的“锋芒”——在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以下简称地研院）的中国核地质标本陈列馆里，工作人员手持先进的伽玛仪慢慢瞄向它，伽玛仪顿时发出“嘎嘎”的声音。

　　1955年1月15日，这块产自广西的铀矿石被带进中南海向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汇报。

　　“我们国家现在已经知道有铀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出更多的铀矿来。”面对西方大国的核讹诈核威胁，毛泽东主席当天主持召开了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做出了要发展核工业的战略决策，标志着我国核工业建设拉开了序幕。

　　铀被称为核工业的“粮食”，我国要发展核工业，首先要抓铀矿资源勘查。

　　同年4月2日，我国铀矿地质勘查的专门管理机构——地质部第三局（中国核工业地质局前身）正式成立。

　　六十年峥嵘岁月，一甲子风雨兼程。60年来，我国核地质事业走上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求索征程。

　　成矿理论：从空白到系统创新

　　“开业之石”证明我国地下埋藏有铀矿，但具体分布在哪，品位、规模又怎样？

　　1955年，我国悄然组建了新疆五一九大队和湖南三○九大队两支铀矿专业地质勘探队伍，希望用地质科学研究和勘探技术手段解开这些谜团。之前我国没有铀地质事业，只有个别地质人员做过极其初步的探索。

　　短短3年，核地质人正式向国家提交了第一批铀矿储量。

　　找矿初期，根据国外经验，苏联专家不主张将找矿重点聚焦在花岗岩体内，但1956年，我国核地质人在花岗岩体内部发现铀异常，1961年结束勘探时，这个被命名为“希望”的矿床成为我国也是世界上第一个产于花岗岩体内的铀矿床，并使花岗岩体内铀矿床成为我国主要铀矿类型之一。

　　60年来，核地质人不断创新发展铀成矿理论，系统创新建立了我国花岗岩型、火山岩型、砂岩型和碳硅泥岩型四大工业铀矿类型成矿理论体系，实现我国铀矿找矿的不断突破：鄂尔多斯盆地超大型砂岩铀矿资源基地的发现，与创新发展了适合我国地质特点的砂岩型铀矿古成矿理论直接相关；南方花岗岩型、火山岩型深部找矿的突破与铀的深源成矿作用理论密不可分。

　　不仅要回答哪里有铀矿，还要告知“矿有多少，潜力如何”。

　　2013年，我国完成了全国铀矿资源潜力评价，初步摸清“家底”，预测全国铀矿资源总量210多万吨，为铀矿勘查部署和铀矿勘查规划编制提供了依据。

　　“与以往不同，这次预测实现了从传统人工定性向数字化定量预测转变，提升了铀成矿预测速度和精度。中国的铀矿地质理论和预测工作，可以说在全球独树一帜，在国内外同行间有着广泛的影响。”中国核工业地质局总工程师张金带说。

　　勘查技术：从“小学生”到“国际裁判”

　　“那时我们西北铀矿地质队伍过着牧民般的生活，每天一人一匹马，手持着有点像枪的探测仪，按照一定比例尺进行普查找矿。”在第一批核地质工作者黄世杰老人记忆中，虽然当时地质队已经开展航空放射性测量，但不是所有地方都适合飞行，而且测量发现线索后，实地勘探还得依赖人。

　　如今我国铀矿地质勘查科研生产能力大幅提升，基本形成了“天—空—地—深”的立体勘查能力。

　　2012年，2800米深的中国铀矿地质科学第一深钻开钻，标志着我国铀地质勘查由地表浅部向深部迈出实质性步伐。

　　“我们原有的钻探设备都是传统的液压立轴式钻机，钻探深度在1200米之内。”但中国核工业地质局安全生产处处长、铀矿钻探专家姜德英说，通过广泛调研，方案论证，联合研制出全国首台交流变频电驱动绳索取心钻机，钻探能力达到3500米。

　　我国核地质事业起步时，被视为铀矿勘查“眼睛”的核分析测试研究基本空白，如今完成了由“小学生”到“国际裁判”的蜕变。

　　目前，地研院分析测试所已发展成为国际知名的放射性元素、核素和同位素分析测试单位，在满足国内放射性元素分析需要的同时，部分产品还走向了国际市场。

　　仪器是铀矿勘查的重要手段，地研院仪器开发研究所所长张兆山说，60年来，我国核地质勘查仪器走出了一条引进消化再创新的道路，不少自主生产的仪器如测氡仪，已被广泛应用于环保、卫生等方面。

　　“如今我们建立了国家级重点实验室——集团公司重点实验室——区域分析测试中心‘三位一体’的技术创新平台，拥有了国际先进水平的卫星遥感、航空测量、地面物化探测量和分析测试等技术。”张金带说，在这过程中，我国建立了150多项核地质标准，特别是地浸砂岩型铀矿地质技术标准体系填补了领域空白。

　　勘查成果：形成南北并重铀资源新格局

　　1980年，借助双目放大镜，38岁的陈璋如从一包待鉴定样品中，发现了一种最大粒径约1毫米的浅绿色黄色片状矿物。

　　经过认真分析、按照程序申报，1984年，以产地命名的“腾冲铀矿”被国际矿物协会批准承认，成为全球5000余种矿物中的一份子，这也是迄今我国新发现的六个铀矿物矿之一。

　　“命名”背后体现的是一种科研能力。到现在为止，由中国人发现并获得批准命名的新矿物只有100余个。

　　60年的成果不限于此。

　　中国核工业地质局局长杜运斌说，60年来，我国完成了近1/2国土面积的航空放射性调查，累计探明350多个铀矿床，这一数字居世界前列，特别是近15年来，扩大、新发现40多个铀矿床，其中有10多个是大型、特大型，甚至是超大型规模，实现资源储量翻番，使我国铀资源分布形成南北并重的新格局。

　　2003年，我国建立了系列化数字图件和数据库。

　　“把不同学科、不同专业、不同来源、不同类型的信息综合、分析、评价，不仅能更科学地进行资源预测，还可以大大提高工作效率。”地研院院长李子颖说，这为铀资源区域评价和铀矿勘查的数字化、智能化奠定了基础。

　　人才队伍：打造精干的“国家队”

　　我国核地质事业是在近乎空白的铀矿地质资料基础上起步的。

　　第一次创业时，老一辈核地质工作者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跋山涉水，风餐露宿，足迹踏遍大江南北，汗水洒满长城内外。

　　上世纪50年代，原中南地勘局三○三大队的职工，用3台手摇钻机摇出28个钻孔1406米的进尺，只用两年多时间，提交了一个大型铀矿床。

　　1962年，全国劳模李增贵班组创造了1564米的坑道掘进月进尺全国最高纪录。

　　1999年核地勘队伍管理体制改革后，找矿不断取得重大突破，铀矿地质队伍的精干高效和装备的现代化是重要的关键因素。这背后最重要的原因是核地质科技队伍的建设和科技创新的驱动。

　　60年来，这支专门从事铀矿地质勘查的“国家队”中，一批既有丰富实践经验，又有一定创新能力和学术造诣的领军人才脱颖而出，其中入选国家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5人，李四光奖获得者5人，黄汲清奖获得者3人，国家级和部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33人。

　　六十载励精图治，薪火相传。

　　今天中核地质站在新的起跑线上。

　　“国内铀资源的总体态势是近期有保证，中期有依托，远期有潜力。”中核集团董事长孙勤说，根据我国地质条件，铀矿勘查的技术挑战和发展前景同在，需要在体制机制、创新体系、市场化、国际化等方面深入探索，不断完善。

　　杜运斌告诉记者，未来中核地质将始终坚持“科技兴核”的理念，聚焦铀矿找矿，着力于重大地质科技问题的攻关，着力于推动成矿理论研究，为国家核事业发展提供“粮食”保障，让中国核工业发展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