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鸿烈院士：我深深眷恋的青藏高原

　　1976年，我们在阿里考察时，几乎每天都要爬到海拔6000多米的地方，这样才能看到海拔高度变化后自然条件的变化。那时每走几步都要停下来喘几口气。晚上宿营，也是在海拔5000多米的地方，几乎每晚睡觉都头痛。即使夏天也很冷，晚上小河都结了冰，每早用棍子或石头把冰砸个窟窿，再把冰水舀起来。水太凉，我们基本都不洗脸，胡子也不刮，甚至连牙也不刷。

　　吃饭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我们规定科考人员轮流做饭，不管是队领导，还是一般科研人员，每人一天。只有司机不做饭，让他保持充沛精力开车。这样，做饭的同志就比较辛苦，不仅要早起，考察回来再累也要先做晚饭。不过中午这一顿就比较艰苦了，带什么到山上都冻成冰疙瘩了，所以我们只带从部队买的压缩饼干。一条5厘米长、2厘米宽、半厘米厚的压缩饼干，都很难吃完，太干了。如果能碰到藏族牧民的帐篷，他们总是很热情地招待我们喝酥油茶，吃糌粑，我们就把压缩饼干给他们的小孩，小孩吃着也很高兴。但是这种“巧遇”太少了。

　　交通也是大问题，在野外考察常常没有路，遇上过河时，选择不好，车一下就陷住了。有一天中午，我们陷到了河中间，河底都是沙床，非常厚，越发动车越往下陷，后来大半个车轮子都陷下去了，车上带的垫车的木板已无济于事。天黑了，我们只好在河滩上睡觉，等第二天早晨河滩冻住了再设法推车。我们睡觉时河滩已冻硬了，就将三角形的帐篷支在沙滩上睡觉了，无法做饭，连晚饭也没有吃。等第二天早晨起来，发现我们都陷下去了。原来沙子在我们身下都热化了，每个人都睡在一个坑里。因为有帐篷底子包着，所以还不至于让水泡起来。

　　虽然条件非常艰苦，每个队员却都保持了乐观的情绪、昂扬的斗志。因为青藏高原未知的东西太多，有了新的发现以后，又想去追索现象的原因，作各种理论上的推断，然后又想去搜索更多的资料，再判断。就是在这种循环往复中，给予每个科研人员吸引力和推动力，拿现在时髦的话说就是驱动力，使得我们几代科研人前赴后继!

　　这几年青藏高原的考察在业务上收获是很丰富的，考察队把西藏自治区从东往西，由南向北，像梳头发似的梳了一遍。但由于这个地区地域辽阔，交通不便，我们还不敢说对那里的资料已收集得很完整，对它的规律已摸得很清楚。总的来说，还是收集了相当丰富、系统的地学、生物学方面的资料，同时对这些现象的形成、分布演化规律，作了初步探讨。

　　1977～1979年，我们集中3年总结，宗旨是整理一套系统的西藏资料，像百科全书一样，对西藏今后的建设和研究都是最基础的资料。比如《西藏植物志》是一种，但分5卷出版。每种植物有一段描述，分布在什么地方，有什么特点，哪些是我们新发现的，等等。全套书完成，已是80年代了。这套书使西藏第一次有了系统的、自然科学的研究结果。虽然谈不上很高的理论水平，但是第一次对西藏这个地区有了科学阐述，还是很有价值的，获得了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特等奖、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1979年，我们酝酿开个国际科学讨论会，请刘东生先生任秘书长，我任副秘书长。听说中国要搞一个青藏国际讨论会，国际上反应强烈，很受欢迎，来了许多非常知名的科学家，很多长期搞喜马拉雅研究的科学家都来了。

　　这次研讨会的成果虽然只是填补空白的工作，但外国人长时期进不来，他们很想知道青藏内部的东西。我们拿出的这些研究成果，向国外科学家展示，引起了轰动效应。

　　由于20世纪80年代初我就到中科院院部去工作了，不能再参加像70年代那样长期的野外考察了，但是我从未间断过对青藏高原的研究，几乎每年要去一趟。可以这样说，青藏是我成长的摇篮，她不仅让我收获了科学成果，锻炼了我的管理能力，尤其是使我养成了跨学科综合思维的习惯。

　　青藏高原研究现在已经深入到理论研究的阶段。在首席科学家姚檀栋院士的带领下，一批高水平、高素质的年轻人正利用最先进的技术设备和最前沿的科学理论，活跃在青藏这个大舞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