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小立：“国考热”对大学教育的负面影响

　　最近，看到了一些“国考热”的数据，感叹之余，也不能不想到它对大学教育的诸多负面影响。

　　从1994年开始的国家公务员考试，到2014年正好20年，报考人数也从4400人增至 152万人，20年间不仅是人数涨了344倍，每年的报考总人数也连创新高，报名与招录职位的平均比例更是达1000：1，甚至出现9411：1的壮观数字。问题在于，近几年，参与报考的大学应届毕业生(包括研究生)所占的百分比从来没有少于60%。

　　众所周知，“国考热”高烧不退是社会发育不全，市场化程度不高，改革力度不够的反映。在当下就业形势严峻的情况下，大学应届毕业生热衷于“国考”确有多一个渠道、多一种选择的无奈和考虑。但任何的选择一旦成为手段，特别是出现所谓“不经历国考，人生不完整”的戏谑性追求之后，它的负面作用就会被放大、凸显，进而影响到大学的选择、走向和基本定位。

　　现在看来，“国考热”对中国大学的影响首先是历史性的，从某种程度上看，它影响了中国大学重回正轨。1917年1月9日，正式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在就职典礼上说：“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败，以求学于此者，皆有做官发财思想，故毕业预料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盖以法科为干禄之终南捷径也。因做官心热，对于教员，则不问其学问之浅深，惟问其官阶之大小。官阶大者，特别欢迎，盖为将来毕业有人提携也。”(《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

　　在此之前，有“最后一个国学大师”之称的章太炎也说过：“儒家之病，以富贵利禄为心。”(《诸子学说略》)他要求“宗孔氏者，当沙汰其干禄致用之术”。(《致铁铮》)

　　蔡元培、章太炎这一代教育家和学者有一个共同的理想，就是改变古代中国“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这也是中国大学走向现代过程中的“新传统”。笔者一直以为，当下中国大学改革不应该舍近求远，接续“新传统”才是方向。但越来越多的应届毕业生参与 “国考”，不仅明显有违于中国大学的“新传统”，也正在搁置这个改革方向。

　　尽管对于大多数应届大学毕业生来说，报考公务员只是一种增加就业机会或者增添人生经历的手段，但也正是这个“手段”意识消解了“国考”的严肃性。对应试的一代来说，他们考大学之前就主要以考上大学为目标，考上大学之后，又以就业为目标，所有的目标都是被动的，也都是实用性的。报考公务员也不例外。当一切都是被动和实用性的手段时，“国考”就成了另一种类型的戏谑化狂欢。

　　如果仅此而已，影响的恐怕只是自己而不是大学。但事实上，“国考热”将应试教育从高中延续到了大学，使大学变成了应该教育的又一个驿站。“国考热”在大学中之所以能够催生那么多的发烧友，也因为经过应试教育培养的学生习惯于考试。为了考试他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简言之，就是一切以考试内容为指针，考什么就学习和准备什么。比如“国考”不仅要求文化素质，也要求工作经验和能力。在学校中体现工作能力的地方自然是“具有班干部或团委、学生会干部的经历”。

　　当班干部的要求并无不妥，但纯粹为自己就业和“国考”需要，必然把班干部当成标签。以各种明的和暗的手段为自己贴标签，其心理、其方法，必难言合理，至少让刚入大学的新生对于单纯的大学生活的向往化为了泡影。

　　学生的这种“走向现实”，并不能助推大学教育水平的提升。大学的课程不可能为报考公务员来设置，那么想要报考者就要到校外的培训机构学习。从好的方面想，他们可以兼顾，既保证完成校内的课程，又参加培训。但现实却可能是，他们只是在应付校内的课程。因为这些课程不能帮助他们找工作，也就是不够“现实”。

　　对一些学校来说，与其让社会上的培训机构赚自己学生的培训费，不如肥水不流外人田，自己创办“国考”一类的培训班。这样，在校内课程上又形成了“双轨制”。而“双轨制”的结果只能是培训课程重于普通课程，于是，大学就开始略等于职业培训中心了。

　　实在不想说，“国考热”及其持续升温促发“官本位”的意识，但从大学的现状看，这个倾向也在极端行政化管理的保驾护航下渐趋明显。换个说法吧。大学这样下去必然越来越复杂，在复杂的氛围下，如何做学问?而不做学问，如何自称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