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依依：与师昌绪先生工作的点滴回忆

　　 我到中科院金属所时，所里的研究人员分三类：“高老大”（国外回来的研究员）、“高老二”（副研）、助研。师昌绪先生是第四研究室的主任，也是金属所当年的八位“高老大”之一，他给人一种和蔼可亲、知识渊博的忠厚长者风范。每次见到他，我先前紧张的情绪就立刻松弛下来。

　　国家广州会议给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后，要求保证科技人员5/6的工作时间，金属所各研究室都配一名业务秘书，把研究室的业务工作管理起来，特别要保证“高老大”的工作效率和工作时间。作为第四研究室的业务秘书，师昌绪先生让我把办公桌搬到他的办公室里，要我大胆工作。

　　当时，金属所全所有八大任务，我们四室有五项：AB-1任务是M17铸造高温合金九小孔叶片、808任务是国产节镍的铁基高温合金涡轮盘、A4钢（Cr17Mn14Mo2N）是一种节镍耐蚀不锈钢、FeMnAl合金系列，以及111任务的MoB钢。金属所很重视这八大任务，所领导下到室里蹲点，AB-1任务由原党委副书记陆炳昌蹲点指导工作。

　　室主任会议确定了任务目标以及各节点完成的进度，我起一个实施、保证和协调的作用，遇到困难实在解决不了时，我才去找师昌绪先生。记得他边给我压担子，边对我的工作给予肯定和表扬。后来在北京住院时，他还给别人讲我做业务秘书时，他遇到的麻烦最少，工作也最轻松。

　　上世纪70年代初，党中央落实政策，师昌绪先生从群众专政指挥部解放出来，被分配去给当时的教学连学员写金属学课的讲稿。教学连学员都是转业兵、下乡知识青年和部分高中生，他每天早晨四五点钟起床写讲稿，并坚持给教学连第一期学员授课。虽然大材小用，师昌绪先生依然乐此不疲。

　　后来，他终于能够回到他亲手创建的高温合金组去工作。这时，九小孔空心叶片已从410产转到贵州生产，企业叶片生产成品率低，师昌绪先生亲自带领一个小分队去解决叶片生产中的问题，包括建立验收标准等。他们住简易招待所，与厂里技术人员和工人一起攻关几个月，直到合格率达到实心叶片的程度，才回到沈阳。我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曾随师昌绪先生同去该厂，从进厂到出厂，无论哪个地方，师昌绪先生所到之处，人们都蜂拥到他身边问长问短，可见他“材料医生”的美称绝非浪得虚名。

　　1978年，师昌绪先生出任金属所副所长，领导全所的科研工作。他注意到所里人才不能适应国际合作的需求，除积极推进重新招收研究生外，还争取到世界银行的一笔高级科技人才留学基金，送了一大批科技骨干出国进修。他还邀请了美国的两位老师——Folson和Lemon到所里开办高级英语口语班，连续两期，所里大约有60～70人参加，后来这批人成为所里外事活动的骨干。

　　1981年，师昌绪先生与陈能宽先生讨论国内急需的一种抗氢脆材料，陈能宽先生讲他们单位调研后发现国内基本没有人能做。于是，陈能宽先生带领一队人员来到金属所，师昌绪先生请了李薰所长、徐曾基副所长还有我一起到办公室，请陈能宽先生交底谈要求。事后李薰所长说：“金属所就是要做别人做不了的工作，否则就没有在中科院存在的必要。”师昌绪先生对我说：“这种重大项目就交给你们年轻人了。”

　　此前，这类大项目都是由“高老大”负责的，因此，我们虽然诚惶诚恐，但更有信心拼一拼。当时这项工作很难，有的人说不能做。我们同一个研究室的周本濂和所里的徐曾基都非常支持我们，所里一共有30多人、涉及6个研究室参与其中。我们从做试验设备开始，做出材料和数据提供给用户，因为完成得好，用户不断提出新需求，圆满完成了抗氢脆合金的五个系列，以及许多新工艺产品。工作中师昌绪先生经常了解进展情况，指出应注意的问题，并参加我们的学术交流会和鉴定会。遇到问题，我们总是与生产厂和用户一起商量解决，每年举行一次学术交流会，总结工作并提出下一年的任务，这样的工作持续了30年。

　　1983年，李薰所长去世后，师昌绪先生调到中科院技术科学部当主任，后来又当了中国工程院的副院长，他每年都会回沈阳，除了必须去研究生部和金属学报社外，一定要向所班子了解所里情况，主要是基础与应用学科的关系处理得是否恰当。他每次都强调没有基础理论，就在国际上没有地位；没有应用研究、不解决国家的问题，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他要求我们在各方面都要摆平这两者关系。师昌绪先生关注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人才，在人才断层时，他要我们注意选拔优秀的年轻人，不要苛求，要看他（她）们学术上的潜力和人品，我们一直遵照他的要求尽力去做。他提出选出人才，给他们舞台让他们施展才华，并且送他们到国际上去见世面，他还把邀请他去国际会议上作报告的机会让给年轻人。

　　师昌绪先生90岁高龄时还天天去国家基金委上班，每天去他办公室的人络绎不绝，他总是有求必应。汶川地震前我们应邀去成都飞机公司，参观完后他与柯伟、李殿中和我去与二重谈三峡水轮机生产合作并参观8万吨挤压机生产高温合金涡轮盘，出来后他去主持资深院士会议，我们去机场回沈阳，就在飞机即将起飞时大地震发生了，尽管在同一城市却互相不得而知，我们十分着急，事后问他，他只是感觉摇晃得厉害。

　　去年四月，师昌绪先生患肺炎住进北京医院，其间我们去看望他，他总是惦念由他向国家建议的两个专项是否落实。由于材料产业化专项没有达到他原来要产业化的本意，他有时也闷闷不乐，主要是非常担心国家花了那么多钱研发都是只做到一半报奖就了事，他常常为材料生产和机械制造工艺不稳定，一些批量生产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而感到难过。

　　11月10日早上7时7分师先生离我们而去，我们十分悲痛，去北京八宝山向他遗体告别。至今，我还是不能接受这样一个事实，经常觉得他还健在。无论如何，金属所还要大发展，全所将更加团结，按照创新驱动发展的要求，以最佳的科技创新发展成绩怀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