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卸林：科学合作应与本地创新建立连接

　　作为发展中国家，国际合作意味着会带来更多先进科学和技术，也能获得更多的前沿知识。但有一个问题，就是发展中国家的科学家是否能够把这些国际合作中得来的先进技术转化为我们国家的自主创新。从目前情况看，它并不是无缝化的，它们之间是有差异、有沟壑的。国际科学合作和本地科技创新之间必须要建立起联系，才能使国际以及国内的科学合作为本地企业的创新带来益处。

　　我们的分析有一个前提：大学的国际合作研究，带来非常多的科学知识和技术，造成一种溢出效应，会为本地工业带来好处。

　　实际上基础科学研究仍然是国际科研合作的一个重要方面，比如化学、物理，材料学等。现在工程学、药学方面的国际合作也在加强。这种国际化的合作，是否真的能够为本地的工业带来好处呢？我们收集了很多数据，包括输入和输出。输出指在中国申请的ZL及其他科研输出。输入指具有SCI杂志上发表的国内科技合作论文、国际合作论文。同时我们还关注一些变量，比如外商直接投资、教育投资、大学科研投资、工业投资等。

　　我们把各省分成三个大区：高收入地区、中收入地区和低收入地区。高收入地区包括：上海、广东、江苏、山东、湖北等。低收入区包括：福建、广西、贵州、山西、云南和江西。我们排除了北京等异常省份数据的地区。我们发现，1999—2004年期间，在高收入区不管是国内合作，还是国际合作都非常活跃，并且对本地的创新有极大的促进作用。但是，在低收入地区和中收入地区并没有发现这样的趋势。2005—2012年，即我们统计的第二个阶段，我们发现国内和国际合作和交流对本地的创新都有非常大的带动作用。这种现象在高收入地区和中收入地区都出现了，但在低收入地区没有出现这样的趋势。也就是说，在经济发展到一定情况下，跨国界的合作，包括本地合作，才能促进本地的创新发展。

　　中国政府分拨大量资源给一些著名的研究机构和大学，比如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及其他一些著名大学。但投入多，当地的创新就一定会出现线性增长吗？事实不是这样。创新的增长还必须考虑当地的发展形态、经济所处的现状及创新能力。比如在贫困地区，即便有这样的资源，吸收能力也无法产生创新。

　　因此，我们认为在中国还需要一个良好的评估体系。同时加强学校和本地企业的联系，推动学校服务于本地的企业，以实现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