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验检疫事业改革与发展思考之一：质检窄门

　　在4月30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强调了外贸发展对稳增长、保就业至关重要，并提出要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进一步减少出口商检商品种类，全面推进“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

　　 目前，改革已成为质检系统的共识，国家质检总局多次提出推动质检工作体制机制的变革和创新，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质检工作之路。但何为中国特色质检工作之路，是在继有模式的修修补补，还是另辟蹊径、借鉴发达国家的质量监管经验？至少从目前看来，完全像美国、欧盟、日本那样分散监管、以市场为主导，靠事后监管和风险控制的质量管理模式在中国实现还有很多现实困难，质检改革之路并非一蹴而就、一片坦途。美国学者费正清在其成名作《美国与中国》中写道：“中国可能选择的道路，各种事件必须流经的渠道，比我们能够轻易想象到的更窄。”由此及彼，从某种意义上讲，质检系统的前进之门可能渐行渐窄。

　　 无论国家、机构还是企业，当发展成熟到一定阶段，窄门现象总会随之降临。窄门犹如一道门槛，通过了便是一片坦途，通不过便会被时代所抛弃。

　　 改革是通过窄门的有效途径，但如何改革却又智者见智、仁者见仁。在此，笔者将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从宏观和微观上作出简单分析。

　　 从宏观上说，质检的存在是历史的选择，同样也是未来的选择。中国现在的经济政策是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在稳增长放在第一位的前提下，质量监管确实会对贸易便利化有一定影响。但两者间的矛盾并非中国的孤例，例如市场化程度很高的美国，在产品质量监管工作上，联邦政府所有具有产品质量监管的机构，都不具有促进贸易的功能，通过在全国设立多个工作站和检验中心或实验室，并向全国各地派往大量调查员，以保证联邦政府的产品质量监管工作不受地方经济利益干扰。

　　 稳增长不是最终目的，而是为了给调结构留出足够空间。调结构意味着什么？传统低端制造、依靠消耗资源和低人力成本的出口导向型模式，转向注重科技含量的高端制造新型产业的内需导向型模式。这种发展模式的调整恰与国家“十二五”期间提出的“质量强国”的目标一脉相承。上世纪50年代的德国和60年代的日本，都是通过“质量强国”战略一举越过中等发达国家陷阱，跻身世界发达国家之列。如今，历史的抉择同样来到了中国面前。中国在由“质量大国”迈向“质量强国”的过程中，质检系统的作用责无旁贷。因此，质检的存在大有必要。

　　 从微观上讲，存在并不意味着合理，因循守旧、墨守成规很有可能将前行窄门彻底堵死。这就涉及到质检工作重心的调整。特别是法检制度的改革，从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老法检制度确实与现有的进出口形势不相适应，而国务院和国家质检总局的改革重点也着眼于此，国务院常务会议的新要求意味着我们要加快把工作重心从出口放到进口，从事前检验放到事后监管，如何在管得住前提下加大放开力度，将是我们要重点考虑的问题。

　　 这方面，发达国家有很多先进经验值得借鉴。美国有一套完整的质量信息反馈和收集系统，对使用和销售过程中发现的安全性问题，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CPSC）能及时获取并开展有效的安全性评估，给其及时采取后续措施包括风险预警和产品召回等提供数据支撑。同时，CPSC还会根据质量反馈信息有针对性开展市场抽查，送检的产品检出不合格率能达到一半以上。这样建立完整的监管闭环要远比我们从口岸查验或企业现场查验进行风险预警有效得多。

　　 当然，由于产品进入市场销售后归工商部门管理，这也牵扯到深层次的部门联动问题，因此改革往往就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必须统揽全局、谨慎推进，但质检系统朝着市场化的方向推动法检制度改革已经是大势所趋。

　　 门虽窄、路犹在，勇变革、顺潮流。在此，笔者用吴晓波先生《历代经济变革得失》中的一段话结尾，“中国特色的质检改革在可见的未来，是一个以自由市场经济为导向，以国土安全为边界，在管得住和放得开中间寻找平衡点的非西方式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