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谈判落幕

　　长达12天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并未交出令人满意的答卷。不过，在专家们看来，大会的争议、收获大小只是战术性问题，重要的是各国能从中吸取教训，并为此坚持不懈地作出努力。

　　11月23日晚，第19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经历了长达12天的艰难谈判后，终于在波兰华沙落下帷幕。

　　然而，一波三折的经历并未换回令人满意的答卷：发达国家极力推卸历史责任，对于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并未给出时间表和具体数额；对于建立损失损害补偿机制，也缺乏实质性承诺；日本等个别发达国家甚至出现了减排目标严重倒退现象……

　　这不免给未来几年的全球气候谈判之旅蒙上了一层“雾霾”。

　　不过，11月25日，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刚刚从华沙会场归来的中国代表团顾问、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对此次会议所作的评价，却让记者多少有些意外。“我们不要只关注争议、收获大小，这仅仅是战术性问题，它会掩盖掉气候变化谈判的实质与初衷。”

　　命运多舛

　　“虽然这次会议不是没有收获，但也不能指望它开启突破性的进展。190多个国家通过协商一致的办法达成共识谈何容易。”经过近两个星期的紧张谈判与舟车劳顿，已过古稀之年的杜祥琬声音中略带疲惫。

　　“重要的是世界各国要善于从应对气候变化和气候变化谈判中吸取一些教训，并且坚持不懈地作出努力。”杜祥琬说。

　　实际上，这样的努力从未间断。如果从1994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正式生效开始计算，各国关于气候变化的讨论已走过了近20年。然而，纵观气候变化大会的发展历程，只能用命运多舛来形容。

　　“没有一届会议是顺利的。今年出现这样的状况一点都不惊讶，这几乎已成为常态了。”清华大学气候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齐晔向《中国科学报》记者强调，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是谈判的基础和前提，但多年来它的意义被不断弱化。“现在的问题是，没有一个强制性的手段去约束发达国家的行为。”

　　与此同时，此次会议在时间节点上的特殊性也不容忽视。“发达国家刚刚度过了经济危机。如果此时让它们出钱解决问题，多少有些强人所难。”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研究员王铮向记者指出了这一现实困境。

　　追逐共赢

　　在杜祥琬看来，气候变化谈判尽管困难重重，但多年来各国始终“不离不弃”。

　　“现在的情况是，若想实现共赢，短期内还做不到，但如果无为而治，又谁都输不起。”杜祥琬表示，目前我们太过聚焦于气候谈判的争议和收获大小，反而忽略了战略性问题的关键意义。“要认识到应对气候变化的实质是推动全球发展方式的转变，这是全世界都必须深刻认识和探索的重要方向。”

　　他告诉记者，不仅是发展中国家，包括美国等在内的发达国家也必须转变发展方式。“美国的确在现代化进程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其发展方式无法推广。”

　　据介绍，美国人口占全世界的4.5%，可每年消耗了全球约20%的能源。如果全球人均能耗都达到美国的指数，就需要至少4个地球的能源来满足人类的发展，这无疑是一种灾难。

　　杜祥琬认为，一定要透过气候变化谈判的表象看到它深刻的根源。“人类需要节能并不断寻求新能源。唯有实现能源革命，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吵完了架，还得握手。”杜祥琬反复强调，国际气候谈判的最终出路必然是一个合作共赢的局面。

　　王铮也认为，虽然目前各国在减排的气候变化伦理学上还未形成共识，但长期以来的“斗气”局面很可能在一两年内得到扭转。“气候变化不会给人类过多的争斗时间，它是大家都无法回避的现实。过多的犹豫只会招致大自然更沉重的惩罚。”

　　中国答卷

　　“多年来中国为什么如此认真地对待气候变化谈判？这绝不单纯是应对国际舆论压力或为了谈判而故作姿态，这是一种内在需要。中国需要减排和转变发展方式，这才是问题的实质。”杜祥琬表示。

　　中国目前的能源结构主要还是化石能源。过多的能耗带来了两方面后果：除排放大量的温室气体外，还向环境中释放了很多污染物。从某种程度上看，温室气体与污染气体同根同源。

　　“中国内部的环境容量已经不够，如果再不减少排放，我们还怎么呼吸？做这件事就是为了我们的可持续发展。”杜祥琬直言不讳地说。

　　为此，他建议，未来应更加重视应对气候变化和改善环境的关联性、协同性和一致性，以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

　　此外，中国政府在此次会议上发布的《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也引来多方关注。“《战略》在这次大会上获得了非常正面的反响。”杜祥琬介绍说，这是国家诸多部门两年多努力的成果，与过去相比，它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方案和认识。

　　“‘适应’的核心思想就是理性面对并正视气候变化的新现实，然后作出积极应对。”齐晔表示，未来国家会逐步把相关问题整合纳入到适应气候变化方面的工作当中，真正落实减缓与适应并重的气候应对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