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海生物DNA价值突显共享海洋生物遗传资源

水母是DNA已被申请ZL的上百种海洋生物之一。图片来源：PASQUALE VASSALLO/GETTY IMAGES

生物遗传资源被认为是继石油之后又一战略资源。占世界海洋面积2/3的公海，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和寻找有价值基因的公司。

一家跨国化工巨头巴斯夫公司拥有13000个海洋生物DNA序列的近一半ZL。目前，这一数字正在推动联合国展开一项极具争议的谈判：如何公平地管理在公海上收集的基因的开发。这次谈判的首要目标是制定一项保护公海生物多样性的新协议。

深海生物DNA价值突显

海洋生物DNA的第一个ZL于1988年获得。从那时起，300多家公司、大学和其他机构声称拥有862种海洋物种的序列。

深海区域终年黑暗，压力大，水温低，氧含量低，食物极度贫乏。为了适应深海极端环境，深海生物往往会将其DNA序列中抗压、耐饥饿、耐低温、特殊求偶信号等基因表达出来，以应对特殊环境。毫无疑问，业界对DNA序列的追捧源于海洋生物的潜在价值，尤其是这些深海环境中的生物。

“深海生物的这些基因在一般的陆地、浅海生物中不存在或者不表达或者不完全表达。这些DNA信息是地球生命基因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将为生物制药、基因治疗等提供重要借鉴。”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李新正说。

不仅如此，这些DNA可能有助于创造更好的化学品、化妆品和农作物，具有极高的商业价值。例如，深海热液喷口中发现的蠕虫基因现在已被用于化妆品。之前提到的巴斯夫公司还为其他蠕虫DNA申请了ZL，该公司认为这些DNA有助于提高作物产量。

但是，直到上世纪80年代，人类尚未意识到深海蕴藏着丰富的生物资源。于是，1982年制定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海洋法公约》）只对矿物资源作出了规定，因为那时人们还认识不到深海生物的巨大价值。这也为争夺公海生物资源埋下了伏笔。

DNAZL还将存在一段时期

《海洋法公约》规定，公海自由包括捕鱼自由、科学研究自由。在“公海自由”的原则下，所有国家都应保证获得公海生物的基因信息。李新正表示，单纯将检测出的公海生物DNA序列申请ZL，以阻止其他组织和个人研究利用的做法并不合理，研究方有义务将获得的基因序列放进公共数据库中，供全人类研究利用。目前，他们的团队已经将测出的基因序列放到公共数据库中。

而此次巴斯夫公司表示，其5700个序列中的大部分都是在公共数据库中找到的。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研究员林强认为，目前国际上一些ZL公司或机构往往是从ZL本身的创新层面和技术层面判断ZL的价值，很难兼顾人类公共资源的利益和权益，这对整个人类社会和文明的进步是毫无裨益的。

以此ZL限制其他国家或科研团队进行海洋生物勘探，这一做法的潜在不公平性跃然纸上。为解决这一问题，一项有影响力的提议认为，应该允许各国寻找公海基因，但要求它们公布所发现的序列。研究方可以选择暂时将序列保密，以便能够申请ZL，前提是它们向一个国际基金捐款，该基金将支持较贫穷国家的海洋研究。

李新正表示，长远看，研究方支付资金给基金或许不是最好的解决方案。“实现公海生物资源公平共享，需要制定合理的公约、法律，以便大家严格遵照执行。”他说。

那么，制定公海生物资源开发利用的国际条约，是应该追求“机会均等”，还是强调“结果公平”？对此，华东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副教授张磊认为，要求“结果公平”是异常困难的。比较务实的方法是，在起步阶段将国际条约的主要目标设定为“机会均等”，同时尽力为“结果公平”创造条件。他同时表示，在这个问题上，发展中国家不应过于理想化。

公海保护区或将影响科研的进行

公海是很多生物的最后保护地，目前已有一些国家率先建立了若干个公海保护区，以避免特定生物物种濒危或灭绝。李新正认为，我国也有必要设立公海保护区，例如针对诸如珊瑚礁这类生物多样性丰富而脆弱的区域。

据悉，联合国下一步将就上述争议问题展开谈判，并着重讨论建立保护区的具体事宜。例如，一旦建立起保护区，则该区域内的捕捞和开发活动将受到限制或者被禁止。而这必然会对科学研究带来一定影响。

林强表示，抛开保护区禁渔等政策方面的规定，单纯的科学研究往往只采集少量样本，不会对海洋生物多样性造成影响。

此外，业界也表达了担忧，如果不断有像巴斯夫这样的公司声称从公海获得有价值的遗传信息，那么其他没有从公海“获益”的国家就没有动力去保护这些水域。张磊表示，公海保护区并不是将特定海域的生物资源交给一个国家“所有”，而是交给若干国家共同“维护”，同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公地悲剧问题，但这些国家必然有认真养护生物多样性的意愿。

林强则认为，在公海设立保护区存在暗示海域专属权益的可能，在人类对公海影响的程度尚无法科学预判的前提下，使公海与人类完全脱节同样存在风险。未来，在公海设置保护区对海洋部分区域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