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丙奇：“国家教育特区”难仿“经济特区”

　　全国人大代表、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周洪宇近日建议，仿照“经济特区”的做法，由中央确定“国家教育特区”，赋予一系列权利和优惠政策，允许这些区域在全国推进的教育体制改革试验中先行先试。

　　“先行先试”，本就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下文简称《纲要》)确定的教育改革推进思路，去年底已启动10大任务500项改革的试点。而建立“国家教育特区”，对一系列改革进行集中试点，无疑可为教育改革的整体推进积累更全面的经验。为此，这一建议得到不少舆论的呼应。

　　我赞成“先行先试”，毕竟我国教育人口众多，教育问题错综复杂，统一推进会有诸多难题。进而，办“教育特区”，也有其现实意义。但是，办“教育特区”，很难仿照办“经济特区”的做法，而必须考虑教育改革本身的特点。总体看来，《纲要》已经倡导改革，包括大学自主招生、取消学校的行政级别、建立现代学校制度等等，可在具体推进中，到处是不想改的阻力。教育改革有受制度局限的问题，因此要放权给地方大胆教改;同时，教育改革还有地方政府愿不愿意真改的问题，因为教改对地方政府来说也是一个放权的过程。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教育特区”如真成为“特区”，区中的学校，应当自主办学、建立现代学校制度，这就牵涉到大学的自主招生、自主设置学科、专业，取消学校的行政级别，转变校领导的选拔任用机制，调整财政拨款方式，在中小学内实行民主管理，发挥教师委员会和家长委员会作用等等教育体制改革，对此，不知有哪个省市愿意主动成为特区?笔者对比了国家版教改《纲要》和地方版教改《纲要》，在教育制度改革方面，地方版普遍保守，一些关键改革，根本提都没提。

　　依照《纲要》精神，教育体制改革的核心是“中央向地方放权，政府向学校放权”，而在学校内部，则是学校行政向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放权。地方办“教育特区”，无疑是争取中央向地方放权，可是，地方政府获得权利之后，会否向学校放权，而学校获权之后，又会否向教师和学生放权呢?

　　现实其实已经有了初步答案，地方政府和学校主动向教师和学生放权的可能性很小。就拿已经试点9个年头的大学自主招生改革来说，试点学校拥有了一定的自主权，然而，学生的选择权一点也没增加，反而增加了考试成本和考试负担。再看已经启动的500项改革试点，很多教育人士对试点效果不乐观，因为有不少试点单位和地区，想的是获得怎样的权利和优惠，却没想到怎样对自己也“革命”。

　　办“经济特区”，获得中央赋权和优惠条件，能解放生产活力，寻求经济的快速发展，而办“教育特区”，再按这样的思路，就可能变为一些地方和学校利用某些权利和优惠，去做教育产业，比如，招生规模，是不是不受限?办多种层次的教育培训，是不是少管一点?学校与国外大学合作，是不是可以更大胆等等。也就是说，关注点会集中在教育利益领域，而可能对制度问题并不乐意涉及。在过去10年中，我国不少地区出现了规模浩大的大学城，在建设大学城时，各地都叫出响亮的口号，探索全新的办学模式，可大家所见的是，没有一地的大学城，出现了有新意的办学模式。

　　“教育特区”对于地方政府来说，本质上不是获得权利和优惠，而是对教育负责、拿自己率先“开刀”的改革胆识。如果以此来理解“教育特区”，从目前来看，很多改革，根本就不需要中央授权，地方政府在向学校赋权方面就可自主地大胆作为，具体包括：在本省市取消所有本地所管的大中学校的行政级别，建立新的校长遴选机制，调整政府拨款方式，建立地方教育拨款委员会对学校拨款，建立大学理事会治理结构，建立社区教育委员会参与中小学管理、决策的学校管理机制等等。

　　最近一段时期以来，公众对南方科技大学的办学很关注，有媒体报道，到现在为止，南科大的学校领导机构——理事会还未建立运作，理事会章程还未得到市政府通过，人才引进政策还不明朗等。这很值得大家深思。一方面，大家渴望南科大能获得国家层面的认可;可另一方面，南科大自身的办学问题，即举办者和办学者的权力、权利关系、学校内部治理机制，却并未建立。后一个方面，与是否得到中央授权几乎没有关系，作为举办者的深圳市，是完全可以明晰举办者、办学者的权利与责任，学校的财政拨款方式的。

　　需要注意的一个事实是，对于成为“经济特区”，地方政府有很强的改革积极性，而对于教育改革，是否有这么强的积极性和迫切性，却很难说。教育改革在过去10多年中一直挂在各级政府官员嘴边，但实质性的教改很少，一个普遍的看法是，体制内普遍缺乏教育改革的积极性和内驱力。因为无论从管理教育的官员，还是到学校的领导和办学骨干，都是现行教育制度的既得利益者。所以，才有从上到下，通过顶层设计推动教改的期待。

　　在这种情况下，“教育特区”如果作为一种试点，当是国家要求其改革，在赋权的同时，要求地方政府向学校放权，实现学校内部的行政权、教育权和学术权的分离。在笔者看来，如果要真进行教改，比这种试点方案更有效的方式，就是将教改措施提交各级人大审议，通过之后变为必须执行的教育法规。否则，极有可能出现教育权力最终还是掌握在行政部门的情况，不管采取项目试点还是“特区”方式，教改都难从权力中突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