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用“赔偿利剑”保卫绿水青山

　　干净的水、清新的空气，人类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两个需求正在遭遇污染“威胁”，打击偷排偷放等违法企业也成为高层严控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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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唯GDP论英雄的政绩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早已深入人心。

　　今后，谁损害环境，谁将付出惨痛的代价。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提出，明确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范围、责任主体、索赔主体、损害赔偿解决途径等，形成相应的鉴定评估管理和技术体系、资金保障和运行机制，逐步建立生态环境损害的修复和赔偿制度，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方案》强调，到2020年，力争在全国范围内初步构建责任明确、途径畅通、技术规范、保障有力、赔偿到位、修复有效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该《方案》是在2015年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印发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方案》在7个省市进行试点的基础上进行了部分内容的完善。而经过几年的试点情况来看，2015年的改革试点总体是可行的。其结果无疑是好的，因此，建立健全生态环境损害修复与赔偿制度也是势在必行。

　　在深圳市固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高长臣看来，虽然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已经出台了，但地方政府必须对《方案》高度重视，这样才能保证《方案》在该地区的落实和执行，才能有效杜绝地方保护主义现象的发生。

　　高长臣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向记者举例说，某地方有一家污染企业，这家企业的污染都影响到相邻的省份，为何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因为这家企业仅一年的税收就会向当地政府缴纳过亿的税，并基本解决了当地财政4/7的公职人员的工资。像这样的企业，地方政府部门也应该严格依据《方案》，公平公正落实和执行。

　　企业污染后不再有“免死金牌”

　　自2015年发布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方案》在7个省市试点后，一些地方政府的“壮士断腕”、发展经济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行为也频现报端，其成果也“大快人心”。例如，江苏省政府出台了《江苏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并明确了省政府是全省行政区域内生态环境损害的赔偿权利人。

　　贵州省政府也发布了《贵州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办法（施行）》表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是指生态环境损害发生后，赔偿权利人与赔偿义务人就损害事实与程度、修复方式、启动时间与期限、赔偿的责任承担方式与期限等进行平等协商，达成赔偿协议，促使赔偿义务人落实生态环境损害的赔偿责任，及时对生态环境进行修复。

　　据资料显示，早在赔偿制度试点还未出台前，江苏省台州市环保联合委员会在2014年起诉泰兴常隆化工等6家化工企业环境污染案件，6家化工企业偷排废酸进入当地河流，严重污染了当地水质，破坏了生态环境，要求6家企业赔偿1.6亿元进行环境修复，终审判决支持了这一诉讼请求。

　　据了解，江苏省目前已经提起了6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案件，其中，有4起已经赔偿，2起法院已经受理，提请赔偿的4起案件赔偿资金已高达2551.59万元。

　　“从我个人角度来说，企业存在偷排等违法现象的确触目惊心，毕竟我们也是老百姓，也要喝当地的水。一些有危害的废水流进河流、渗透到土壤中，作为地方监管部门，不是不管，只是在执法的过程中是非常艰难的。”浙江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地方官员告诉《中国产经新闻》记者，与以往不同，现在《方案》出台后，如果再有企业进行偷排，那么作为主管部门，也就有法可依，用经济手段来制约企业的违法行为了。

　　北方某化工企业负责人告诉《中国产经新闻》记者，环保风越刮猛烈，随着国家近些年来的“铁腕行动”，作为企业负责人，我也承受着不少压力。只要还想吃化工“这碗饭”，作为企业来说，也要付出相应的成本加大投入，并下定决心上各种设备，以前那种偷排偷放的路子行不通了。

　　“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一些制度在执行方面最怕的是‘昙花一现’，最终成为形式主义。”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姜文来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认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是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要踏踏实实地将其落到实处，生态环境损害必究必赔，增加其权威性和威严性才能发挥制度的最大威力。

　　虽然，《方案》发布了，但是如何让环境损害赔偿方案制度发挥最大效果？在高长臣看来，首先，各级政府对制度应广泛宣传与解读，让人们真正了解制度实施作用和意义并得到警示；其次，是公平公正对制度落实和实施，并保证对制度落实与实施常抓不懈；再次，是制度实施成果与各级政府政绩挂钩，和制度实施单位或个人业绩挂钩，并对制度的实施建立奖罚分明的工作制度。

　　技术标准亟须完善

　　值得一提的是，就近期《方案》公布后，赢得业内一片掌声的同时，也有业内人士认为，该《方案》在落实过程中不仅存在难度，还需要在内容等方面再完善。

　　“《方案》在落实当中还存在一定的难度。”姜文来坦言，生态环境损害的确定存在一定的困难，因为，生态环境损失赔偿额度比较大，损害者没有能力赔偿或者有部分损害者“耍赖”，导致赔偿诉讼等赔偿不及时，最主要的是，当前，国家尚未建立起健全统一的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标准体系，这包括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的专项技术规范、生态环境损害鉴定结果的数据平台，特别是生态环境损害基准、因果关系如何判断、损害如何货币化等关键技术与标准都需要进一步完善或建立。

　　成都恒滋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宋锐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也认为，主体认定是最麻烦的一件事情。例如，一些违法企业违规排放，而空气是流动性的，这个就很难去界定这家企业到底污染了多少。如果一旦企业跟政府打起了“太极”，那么，这件事说不清楚。

　　姜文来说，依法治国是市场经济必然要求，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法治化是依法治国必然要求，因此，还需要有一个明确的法律进行规范。而《方案》只是一个改革性的文件，生态损害赔偿涉及财产权、财产的处置等需要有严格的法律法规，生态环境损害范围、责任主体、赔偿主体、违约责任追究等都需要进一步规范。这样在执行过程中，增加其操作性和强制性、权威性和严肃性。

　　姜文来还表示，《方案》的主体责任还需要进一步落实、监督和考核需要进一步加强、如何处罚也需要进一步明确。

　　“尽管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提出了一段时间，并且经过了七个省市的试点工作有了一定的经验和教训，但在实际全面推广过程中还会遇到很多问题。”姜文来建议，应因地制宜地进行，各地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细化，制定符合本地的改革方案，避免“一刀切”。为了推进此项工作，加大宣传力度，注重公众参与，让民众知晓明白改革方案的内容、目的和意义。同时，还要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落实工作考核方案，对各地落实情况进行抽查考核。

　　宋锐预测，自从环保“三大战役”打响，再加上中央环保巡视的常态化。因此，未来，环保立法将是一个大趋势，从法律的角度来讲，它的整体框架都比相关政策会更加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