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技术让育种更专业

　　近日，农业部对3款进口转基因大豆新品种发放安全证书的消息引发广泛关注。安全性是其一，新闻争论的背后更折射出种业竞争力的问题。

　　而今，如何培育出具有高产、优质、安全等优点的作物品种，已成为世界性的育种课题，由此，生物技术被推上了历史舞台。

　　在日前举办的“第六届国际生物技术与农业峰会”上，围绕“生物技术提升种业核心竞争力”这一话题，业内专家各抒己见。

　　生物技术成大势所趋

　　据估计，到2050年，世界总人口将达90亿。据粮农组织2010年的数据，大约还有将近10亿人口生活在饥饿或营养不良的状态下。

　　中国工程院院士范云六表示，自从第一例转基因番茄在美国问世以来，以转基因技术为核心的生物技术，在品种选育及产业化应用方面都得到了迅速发展，已成为近代育种史上发展最快、效力最高的作物改良技术。

　　她表示，全球转基因作物总种植面积继续保持增长势头。2012年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达到了1.703亿公顷。目前28个国家，数百万农民在种植转基因作物。57个国家批准进口转基因产品，用于食品和饲料加工。

　　据介绍，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转基因作物种植国家，约占全球转基因种植面积的40%到43%。目前美国市场上大概有70%的食品都含有转基因成分。

　　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巴西，以作物为主导，大力推进转基因作物的产业化，截至2011年，该国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已上升到全球第二位，占全球种植面积的19%。“生物育种已成为推动巴西农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发动机。”范云六说。

　　而对于农作物生物技术产品安全性问题，孟山都北亚区企业事务部总监朱庆华表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被科学证实农作物生物技术产品与食用安全和环境安全有关的案例。

　　种业突破的技术路径

　　在农业生物技术方面，农业部副部长李家洋表示，我国的整体水平在发展中国家处于领先地位，在水稻组学、超级稻和抗虫棉等领域已进入国际先进行列。

　　而另一方面，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也同样明显。例如，重要功能基因缺乏，我国基因ZL数不足美国的1/10。

　　为解决上述问题，业内专家呼吁，以杂交为代表的常规育种和以基因工程为代表的生物技术不应彼此孤立，而须有机地整合在一起。

　　“孟山都是把生物技术和常规育种技术结合，两条腿走路，而很多科学家会把这两者分开，缺乏合作精神。”朱庆华说，“实际上要真正推出一个好产品，必须要双方结合起来，才能最大限度地把产品的潜能开发出来。”

　　范云六表示，生物技术育种的基础是常规育种，两者彼此孤立是绝对错误的。

　　大北农生物技术中心总经理吕玉平认为，真正要把我国种业做强做大，是一个综合的系统工程，除常规育种、生物技术外，还包括种子资源，三者缺一不可，任何有志做强的生物种业公司都需要重视这三方面。

　　此外，李家洋建议应打造规模化基因资源高效利用平台，突破生物技术育种的关键瓶颈，包括基因组学、转录组学、蛋白组学等一系列组学和现代技术，通过新型的平台与合作，培育超级农产品。

　　据介绍，目前，生物反应器和合成生物使人类智能设计高产、高抗、高效等超级优良品种成为可能。

　　例如，通过动物乳腺生物反应器，生产转植酸酶基因玉米和转β胡萝卜素合成基因的黄金大米等;利用合成生物育种技术，生产自主固氮的非豆科粮食作物、光合作用效率大幅提高的C-4型水稻等智能高效品种。

　　李家洋认为，将来通用性品种会越来越让位于专业性品种。“比如小麦，过去是通用性的，小麦培育出来既能做馒头，又能做面条等其他面食。但未来可能不一样，农产品品种的差异性和专业性会加强。”

　　商业化育种如何推进

　　在厘清技术思路之后，与会者也都坦承种业发展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产业化问题。

　　李家洋表示，我国种子企业竞争实力与市场占有率低、规模小、研发能力弱，前20强销售总额仅为孟山都公司的22%。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黄大昉表示，我国种业大部分人才和资源还集中在科研院校，而根据种业发展规律，推进商业化育种是必由之路，这就需要产学研的深度结合。

　　范云六也建议加强科研院所与企业之间的合作与交流。

　　她表示，种业是涉及上、中、下游的系统工程。掌握研发成果的科研院所与企业之间的密切合作非常重要。为促进科研成果的及时转化，推动农业生物育种发展，亟须加强跨部门的联动，以及科研院所和企业之间实质性的合作。

　　北京联创种业有限公司分子育种研究中心主任徐国平进一步解释道，科研单位和种子公司具有不同的功能，其优势是不同的。

　　他举例说，新基因的发现和部分功能的鉴定，科研单位应该承担主要的责任和任务。因为新基因发现的过程用规模化、工业化的程序并不适合。跨国公司在这方面也都依靠科研机构和小公司。而实质性的商业化则必须依靠企业来完成。

　　对于基础研究与产业化有机结合的问题，李家洋建议一定要从基础研究阶段开始就和将来的实际应用相结合。“如果不能在基础研究阶段就为将来的育种考虑，那么很多科研成果就难以获得市场的认可。”

　　此外，多位与会者也建议，为突破我国育种产业化率过低的瓶颈，应重视与跨国公司的合作，借鉴先进技术、经验和管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