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茨也倾心：基因科学如何成为经济引擎？

　　短短30年，美国一跃成为全球现代生物技术产业的“领头羊”，即使在经济衰退时期，也依然表现出蓬勃的创新力和发展力。成功的秘密何在？从大学实验室走出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功不可没，但与此相关的一系列组织模式和市场机制的变革同样不可忽视。

　　比尔·盖茨曾经预言：超过我的下一个世界首富必定出自基因领域。生物产业究竟拥有怎样的魔力，让连续13年蝉联全球首富的盖茨也为之倾倒？

　　美国的现代生物技术产业自20世纪70年代末起飞，到现在不过30多年，美国却已经成为全世界生物技术产业毫无疑问的“领头羊”。当今的基因工程药物多数源自美国，全世界的生物科技公司，美国占了三分之二，即使在经济衰退中，也依然表现出蓬勃的创新力和发展力。

　　成功源自变革。20世纪70年代，分子生物学的发展彻底改变了制药行业研发新药的模式，也带来一种全新的经济组织模式。在此之前，药物研发是在制药公司内完成，少有学术界的参与。很少有人真正明白药物发生作用的分子机制，开发出新药如此之难，就像中彩票一样，以至于制药公司们都在等着ZL过期，以毫不费力地推出仿制药。

　　而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几乎所有引领行业的技术，都是从大学里诞生的。科学家们带着在实验室中做出的最前沿发现创立公司，在风险投资的支持下进行进一步的研发，并和大型的制药公司以合约的方式进行合作。这种新的组织模式，即依赖大学里的科学研究作为产业发展的引擎，以市场机制而非国家规划引导科学研究和创新产业的秩序，成为美国现代生物技术产业成功的秘密。

　　这种发展模式在美国诞生并非是自然而然的。其实，大学中早已有市场化的尝试。1962年，美国就已经有大学开始建设产业园区。那一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假借一家不存在的公司的名义，向全国81所大学发出了合作的邀请，结果出人意料地收到了78封热情洋溢的回信。

　　然而，少数科学家的热情在当时遇到了重重阻碍。首先，战后美国的科学界一直尊崇一种“纯学术”的态度，科学家去创业，被认为是踩过了界；其次，当时美国的政策法规对于ZL买卖中的知识产权保护、大学科技成果产业化中的收益等问题还有许多限制；最重要的是缺钱——根本没有足够的风险资本投向高风险、高投入的高技术创业项目。

　　扭转全局的变化就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短短几年里发生了。纽约州立大学阿尔巴尼分校社会学系副教授Elizabeth Popp Berman的着作《创造市场大学：纯科学是如何成为经济引擎？》（2011年），重点追溯了这短短几年中，美国在国际贸易、政治、经济领域所发生的重大转变和在科学领域所引起的连锁反应。在她看来，这些变化不仅催生了一个千亿美元的创新产业，也创造了一种全新的看待科学的文化观念。

　　故事从1969年尼克松时代开始。在尼克松总统上台之前，美国的经济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增长（从1961年开始）。对于20世纪60年代的约翰逊总统来说，经济根本不是一个重要的政治议题，他的注意力都被遥远的战争占据了，而科学研究则很大程度上是以国防需要为导向的，大学里的教授享受着源源不断的、丰厚的、来自国家的资助，不需要考虑科学发现与市场需要之间的关系。

　　但是，衰退似乎在一夜之间就到来了。生产率的增长在整个60年代保持在3%，却在1969年跌到了0.2%；通货膨胀在整个60年代保持在2%以下，却在1970年史无前例地增长到了6%。经济问题一下子成了重要的政治议题。

　　几乎是在同时，美国商贸部的经济学家Michael Boretsky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他指出，在战后几十年中，美国一直是“世界工厂”，保持着贸易顺差；然而在60年代末贸易顺差已经接近为零了。Boretsky认为，美国的贸易顺差一直以来依赖于高科技产品的出口，然而从60年代中期开始，高科技领域的国际贸易平衡已经被打破，其他国家在高科技领域迎头赶上，美国的优势不再。这份报告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制定针对创新的经济政策，成为70年代每一任总统必须交上的作业。

　　面对衰退，产业界也坐不住了。企业家们，特别是那些来自拥有庞大研发部门的大型企业的董事长们，开始对国家的创新政策忧心忡忡，他们纷纷前往华盛顿，不断游说政府做些什么。企业家们以鼓励创新为说辞，心中真正想的却是减税和放松监管。

　　同时，人们也注意到了1967年由白宫创新发明委员会发表的《查皮报告》 （Charpie Report）。这份关于科技创新环境和管理的报告主要反映了商界的观点。撰写这份报告的16个成员中，有11个来自于产业界或律师事务所，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成为70年代华盛顿关于创新政策大论战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这份报告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视角：在公司中的创新，而非政府主导的创新。它强调了小的公司、企业家和风险投资人所起到的举足轻重的作用，并指出事实上研究开发经费只占了创新实际成本中很小的一部分。报告最终建议，政府应该创造一个让私人创新蓬勃发展的环境，而不是去直接发展创新。这样一个观点，最终在70年代的政治观点博弈中胜出了。

　　终于，经过漫长的政治博弈过程，在里根总统的任期上，联邦政府终于确立了市场主导的创新政策。里根总统曾发表过一番经典的言论：“直接的政府投资就能带来工业界的创新，对于这种观点我是嗤之以鼻的。能够带来创新的只有好的经济环境。政府支出缩减，监管形式改革，稳定的货币政策和税收政策，将会激励企业界更多地投资在新的项目和研究上。”

　　由此，一个新的时代来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