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外交必须纳入所有发展中国家

不论宗教、文化和自然资源如何，穷国应该得到同等的支持。

　　科学外交必须致力于帮助所有发展中国家，而非仅仅促进狭窄的政治利益。

　　作为建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联系的“科学外交”观念正在迅速得到人们的接受，而且正在培育更紧密的工作关系。

　　在一个层次上，科学家拥有超越政治障碍应对共同问题的悠久历史。例如，它们在冷战时期维持美国和苏联的关系方面起了关键作用。

　　而如今，科学家正在许多穆斯林国家和以色列之间建立关键的联系，其方法是通过诸如以色列-巴勒斯坦科学组织等合作性的研究项目，这些项目在缺乏外交关系的情况下为跨越这种隔阂的研究组提供资金。

　　但是如今许多国家也在寻求建设科学关系从而减少负面形象并实现更广泛的政治目标。特别是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已经利用他的影响力支持一个科学大使项目，并增加了美国国际开发署的资金从而帮助实现科学外交目标。

　　如果能够使用科学满足政治目标，它也可以成为促进发展的工具。解决穷国面临的许多问题——从健康和卫生到环境退化和食品危机——将需要全世界联合起来的科学举措。科学外交可以为缓解贫困效应和带来更大的全球稳定性打开一扇大门。

　　但是如果科学外交要在最重要的地方——也就是最贫穷的国家——发挥影响力，那么当前由美国主导的举措将需要把它们的视野拓展到拥有大量石油或者造成了潜在核威胁的少部分伊斯兰国家之外。

　　在各自阵营都有许多国家缺乏应对它们自身发展问题的资源和基础设施。

　　作为促进发展工具，科学外交不应该区分伊斯兰国家和非伊斯兰国家——相反，它应该解决所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鸿沟。

　　当然，外交在根本上是受到国家利益的驱动的，而且是无疑的。但是忽略急需改善生活条件的无数人，这在伦理上是无法接受的。如果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新的科学外交不采取这种观点，很高的期望最终将以受挫和不信任告终。

　　美国应该把采取更广阔的视角从而拥护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科学举措视为其自身利益的一部分。

　　不论宗教、文化和自然资源如何，穷国应该得到同等的支持。

　　科学外交的另一个挑战在于确保双方科学家参与到这个过程中来。外交使命必须把那些拥有合格的科学记录以及完全致力于使用科学作为促进发展工具的人们纳入其中。目标是采用一种科学的外交方法，而非外交式的科学方法。

　　这在发展中国家可能特别困难，在这些国家，在科学家和决策者之间常常有一种鸿沟。后者常常并不信任它们的科学界的能力，这些科学界经常无法展示对社会的任何显著影响。

　　发展中国家的许多科学家待在他们的实验室里，并不为了理解它们的问题并找到解决方案而与工业或公共部门很好地互动。许多焦点放在海外的研究和博士身上。

　　即便他们很乐意参与进来，他们也常常发现很难这样做。例如，孟加拉国科学院提出向政府提供服务，但是不让它参与国家政策的实施，它的科学也基本靠边站了。

　　通过与当地科学界密切合作，科学外交人士可以改善这种情况——方法是让科学家更加理解到非常需要他们提供发展战略的信息，以及说服决策者对促进社会利益的有价值的科学项目加以投资。

　　而这种趋势必须在长时间里加以保持。

　　一个合适的例子就是：美国负责南亚的助理国务卿Christina Rocca与孟加拉国科学和信息通信技术部长于2003年3月1日签署的科学技术合作协议。该协议确立了一个推动美国和孟加拉国科学界的公立和私营部门之间的广泛双边科学技术合作的法律框架。当时它成为了头条新闻，但是之后什么也没有发生。

　　这种以科学外交的名义签订的协议必须反映出对合作促进发展的真诚承诺，而不仅仅是口惠而不实。

　　科学外交必须强调各国的真正问题并且把焦点放在寻找科学技术解决方案的合作项目上。

　　只有科学家和科学外交人士做出协调的举措从而与国家决策者连接起来并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公立和私营实验室之间建立伙伴关系，它才能起作用。

　　（作者是孟加拉国BRAC大学的教授，孟加拉国科学院秘书以及孟加拉国原子能委员会前任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