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探寻人类特质生物学基础引争议

探讨那些深陷争议的遗传学研究，从智力基因、人种基因到暴力基因，尽管饱受争议，但仍有科学家选择穿越红线。

　　上世纪70年代，Stephen Hsu在美国爱荷华州艾姆斯市大学城长大，他的周围有很多教授们早熟的儿女。2010年前后，在俄勒冈大学尤金分校研究了数年伦理物理学的Hsu，认为DNA测序技术最终可能帮助解释是什么让那些孩子如此聪明。

　　Hsu并不是第一个关注智力遗传学的人，但是在中国华大基因的帮助下，他策划了一项大规模的相关研究，旨在测序2000人的DNA，而这些人智商大多超过150。

　　不过，他并没有意识到公众对此会有怎样的消极反应，直到有一天，研究的参与者之一、纽约大学心理学家Geoffrey Miller在媒体上发表了一些煽动性的评论。Hsu和同事发现，该项目成为被猛烈批评的标靶，几乎难以开展。

　　近日，《自然》杂志分析了行为遗传学几个有争议的领域，以查明为何每个领域都存在导火索，以及是否存在较科学的理由来继续追求这些研究?

　　智力(禁忌等级：高)

　　19世纪，英国人类学家Francis Galton发起了优生主义运动。但是该运动导致了一些侮辱行为，例如强迫将不育的人视为智力上的次等人。“智力”这个词也变得不可靠。智力测试不会测量全部的天生才能，通过后天训练来提高个人的成绩是有可能的。

　　虽然如此，大约一半的智力变异性似乎是被遗传的，对一些研究人员而言，它摆出了一个极为诱人的谜题。但是，没有一个基因能与智力强有力地联系在一起，而一些有微弱联系的基因也饱受质疑。

　　今年早些时候，为了找出强有力的遗传相关性，Christopher Chabris和国际同行调查了超过12.5万人的基因，发现3种遗传变异，每种变异都会对个体的学校生涯的长度产生微弱影响。研究人员推断，这些变体对教育成就的影响来自于它们对智力的影响。但是，这一结论同样引发了责难和担忧。其他研究者认为，这些研究把焦点和资金远离其他非基因因素，例如贫穷，它对社会流动性有更大的影响。

　　Chabris表示，这项研究实际上能够影响更大的社会流动性——例如，通过帮助对学龄前儿童进行鉴定，以甄别出哪些儿童能够给予更密集的儿童早期教育。“过去，人们能以某种方式解读这些结论，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不应该重新被研究。”他说。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人类学家Anne Buchanan在博客中写道，这些研究并非纯粹学术的和超脱的，而是“危险的不道德行为”。

　　对于Hsu研究的批评还指出，数据可能被滥用。对此，Hsu降低了数据可能被滥用的可能性。但在2011年，他曾表示：“我百分之百地确定，最终将有一种技术用于评估胚胎或受精卵的数量性状，例如身高和智力。我不认为这有什么错。”

　　人种(禁忌等级：非常高)

　　在科学界中，人种可能是最沉重的禁忌议题之一。驱使这种研究的动力饱受质疑。从社会科学到生物科学，存在这样的广泛共识，被称为种族的人群，彼此间并未存在非常大的不同。与来自不同种族的个体相比，来自同一人种的两个个体可能有更多的遗产变异。大多数调查人遗传学变异的研究人员也指出，他们观察到的差异反映了这些人种的地理起源、生育史和迁移情况，但并不是一些人种间本质区别的标志。

　　但是，也有研究人员问及，人种遗传学中的禁忌是否变得过于严格，以至于阻碍了合法研究。例如，2005年，芝加哥大学遗传学家Bruce Lahn发表的研究指出，两种可能与智力有关的脑发育基因的变体，在白种欧洲人和非洲人之间出现了不同的进化。这激发了科学家对应该如何解释这些研究的担忧。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院长Francis Collins也曾对此表示担忧。

　　但Lahn及其同事最终发现，挑选出的基因变种与提高智力并没有关系。有人认为，Lahn应当更加谨慎。“科学常在一定的社会政治背景下发挥作用，你也需要考虑科学发挥作用可能产生的后果。”新闻工作者 John Horgan说，“研究人种和智力更倾向于支持种族主义者有关下等种族的论调。”

　　最终，Lahn不再研究人种基因，并催促研究人员进行更加透明的讨论，以确定此类研究是否有继续进行的必要。“考虑到该国种族的历史之路，可能该研究不应该被鼓励，因为这会触动太多的敏感神经。我同意。”他说，“但是我不同意遭到那些乔装成科学讨论的政治讨论的攻击。”

　　暴力(禁忌等级：轻微)

　　10年前，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法医精神病学家Tracy Gunter致力于帮助人们克服行为和药物滥用障碍，这导致他们被牵扯到刑事审判体系中。但是，她越来越清楚地了解到，一旦委托人陷入到一种虐待犯罪螺旋里，就很难将他们带出来。

　　研究人员报告称，拥有一种名为单胺氧化酶A(MAOA)基因的某个特定版本的人们对儿童期虐待的影响有一些防护能力。其他一些由该基因编码的蛋白质水平较低的人，如果受到虐待，更可能犯罪。因此，Gunter改变了研究方向，开始分析行为基因，希望能够找到鉴定和提前干预高风险人群的方法。

　　Gunter很快发现，要将环境和先天影响分离是不可能的，并且新兴理论表示，行为是受许多小基因因素影响的。10年过去了，她说：“一开始我有关行为基因的过分简单化的概念并不是真实的。”尽管有这些警告——并且一些研究未能验证最初有关MAOA的发现，一些律师仍然使用MAOA基因测试，以及儿童期受虐待或生活压力的资料，以试图为委托人减轻刑罚。

　　2009年，此类测试帮助一个杀害妻子朋友的田纳西人减轻了量刑，也使得一位意大利法官将一个杀人犯的监禁期限减少了1年。但是，陪审团通常对基因证据不感兴趣：辩方律师企图用这个让陪审团对一个射杀公交车司机的男孩更宽容。律师提呈的证据显示，这个男孩体内存在5-羟色胺转运体基因的变体SLC6A4，这与人们生活在压力中有关。

　　但陪审团认为无论如何这个男孩都犯了一级谋杀罪。要说服陪审团改变量刑，这些证据似乎并不够。法院精神病学家William Bernet补充道：“基因结果不能直接导致一个人以特殊的方式做事，陪审团似乎明白这个。”到现在为止，基因不会比传统的减罪因素影响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