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投资的蛋糕该做多大？

科研投资的蛋糕该做多大？《科学家》杂志剖析科研回报率问题

最新出版的美国《科学家》杂志（The Scientist）发表长篇综述文章，讨论科学研究投资的回报率问题。文章总结回顾了多位经济学家和研究机构的研究成果，指出虽然精确地计算回报率非常困难，但是为了增强公众和政府投资科研的决心，继续追加科研投资，努力构建经济回报衡量标准是很有必要的。
 
科研回报率研究概况及其局限
 
2000年，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Joint Economic Commission）发布报告，认为对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资助带来了高额经济回报。NIH资助的研究延长了美国人的寿命，提高了医疗水平，从而大大节省了美国在这方面的花费。报告得出结论说，即使在这一好现象中，医学研究只贡献了很少的力量，投资回报已经是原始投资的很多倍了。
 
几年前，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选民曾经就是否支持干细胞研究举行全民公决，最终批准了为期10年总额30亿美元的预算。斯坦福大学的Laurence Baker和Analysis Group的Bruce Deal 联合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加州人在未来30年可望得到至少120％到236％的回报。而且如果这30亿投资带来医疗上的突破性进展，那么回报率甚至可能超过原始投资的7倍以上。
 
但是也有专家认为回报率其实并没有那么高。宾西法尼亚大学已故的经济学教授Edwin Mansfield在1991年就曾经指出，如果综合所有研究领域，平均回报率仅为28％。也就是说在10年左右的时间里，每在研究上投入1美元，可得到 1.28美元的社会和经济回报。据Mansfield估算，如果完全不利用大学和研究机构的成果，那么27％的药品根本无法研制成功，或者研发时间表会被大大推迟。
 
另外，伦斯勒理工学院（Rensselaer Polytechnic Institute）的经济学家James Adams调查了200家公司的研发实验室，计算了它们在学习大学最新科研成果方面的开支，比方说花在参加学术会议、聘请专家、购买出版物等方面的费用。平均而言，学习费用占了这些公司研发预算的6％，而且联邦政府对大学的投资每增加10％，这些公司的学习费用就增加1％，同时公司会申请更多的ZL，而ZL数量可以很好地标示科技对未来经济的影响。Adam说：“毫无疑问，科研对所有发达国家的经济都做出了难以想象的巨大贡献。”
 
欧洲ZL局的前首席经济学家Dominique Quellec和现任首席经济学家Bruno Potterie曾经研究了16个发达国家，发现投入大学和政府实验室的公共资金每增加1％，生产力就提高0.17%。
 
此外，芝加哥大学的Kevin Murphy和Robert Topel发现，在1970年至1990年间，仅心脏病死亡率下降这一项每年就为美国经济赢得了1.5万亿美元。他们认为，即使改善公共健康和改变生活方式对降低心脏病死亡率贡献更大，但是医学研究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仍然是非常可观的。
 
但是，不论是那种估算方法，都存在种种缺陷。因为首先他们都采用了很多假设和前提条件，这些假设和条件往往成为导致结论错误的陷阱。例如，Mansfield在得出回报率为28％的结论时，没有考虑产品研发、市场推广的费用，也没有考虑建造工厂的费用，而这些因素都可能降低科研投资的回报率。
 
计算困难的部分原因在于从科研投入到取得回报，中间有一个很长时间的滞后期，这个滞后期可能短至几年，也可能长至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据Adams估算，推动工业生产力迅速增长的高峰期出现在科学发现后20到30年间。
 
此外，科研成果影响经济的方式非常复杂，“研究机构发表论文－公司着手研发－产品制造”这种简单的直线模式虽然存在，但是毕竟是极小的一部分。
 
美国总统布什的科学顾问、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John Marburger说：“我不知道任何一种大家一致认可的衡量标准，特别是针对基础研究的。追踪一项盈利产品的科学来源实在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由此可见，当前各种科研投资回报率评估都有其局限性。因此目前各国政府在决定“科研蛋糕该做多大以及如何分蛋糕”时，主要考虑的是各种政治因素。科学团体的游说工作、与其他国家的科研竞争、各种机构和专家的意见以及科研投入一定会给社会经济带来好处的理论，都会对科研预算产生影响。
 
政府不应当投资回报率高的领域
 
很多专家警告说，如果资助机构只投资那些能够清楚地看到直接经济回报的项目，那么很可能对科学进展产生负面影响，因为基础科学研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往往不可预测。
 
Reseaerch！American总裁Mary Woolley认为，立项资助时完全不考虑经济回报并没有损害科学研究。Woolley说：“从历史上来看，仅仅为了推动科学进展而投资科研可以取得更好的健康研究结果和经济回报。例如，多年以前有关前列腺素的基础研究已经为目前的医疗市场带来了无数应用。”
 
Marburger说，近些年来，工业界在研发上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美国商业部2003年的一项报告显示，2001年美国公司在生物技术相关研发上共投资168亿美元。在过去10多年里，美国研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基本保持在2.7%，但是其中的政府投资比例下降了，这意味着私营企业的投资填补了政府投资的不足。Marburger认为，政府可以在鼓励私企加大研发投资上有所作为。例如，美国总统提出的《美国竞争力法案》以减免税收的方式刺激公司投入研发。
 
Competitive Enterprise Institute的高级研究员Greg Conko说：“把政府的钱投入到那些经济回报最大的领域这个想法本身就是毫无道理的。正因为这些领域的经济回报潜力最大，才最不需要政府投入。” Conko说，政府应该投入的是那些与可确认的技术与产品非常遥远的基础性研究。政府的责任就是发现这些没有公司投资的研究领域。
 
投资的高风险性要求新的回报率定量分析
 
目前，美国在研发上的投资为GDP的2.7％， Marburger认为，这个数字背后没有多少道理可言，仅仅体现了美国社会对科研的价值的总体判断。有趣的是，这个并没有得到理性支持的数字现在成了各个国家的标杆。欧盟已经要求其成员国把研发投入提高到GDP的3％。主要根据就是美国就是这样做的，尽管在美国国内这个数字并不是有意识的政策研究的结果。实际上，杜克大学Kenneth Manton的一项研究显示，如果要取得最佳回报率，也就是在股市上6.3％的回报率，美国需要将其研发投入翻两番，达到GDP的12.8%。
 
鉴于科研投入的风险很大，找到可靠的衡量投资回报的标准就变得非常重要了。即使人们普遍承认科研投入会带来良好的回报，公众、政治家和企业家仍然需要知道目前的投资力度是否合适，是应该加大，还是应该控制。而且找到合理的衡量标准对科学共同体也大有好处，因为如果证据确凿，说服人们加大投入就更加容易了。
 
1958年，芝加哥大学的Zvi Griliches曾经发现，在杂交谷物上的研究的回报率是700％。因此，有专家认为，尽管测算非常困难，某些形式的“投资－回报”计算还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需的。美国商业部目前正在组织一个新的委员会，估测创新在私营经济中的影响。英国慈善机构Wellcome Trust、英国医学研究理事会（Medical Research Council）和英国医学科学院（UK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也正在组织一个联合研究项目，定量分析英国政府资助医学研究的经济利益。
 
 
《科学家》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