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京伦：中国尚无人造生命研究急功近利体制使然

人造生命诞生？复旦生命科学学院首席教授：距离应用还早

　　上周，64岁的美国科学家克雷格·文特尔向外界公布了一个让世界震惊的消息——他和他的团队成功实施了人造DNA激活细胞的实验，全球第一个 “人造细胞”在他们的实验室中诞生了。

　　消息引发舆论大哗，有人称其开创了前所未有的操控生命的方式，等于创造了“演化之树的一个分支”，有人则批评其扰乱了生物伦理乃至可能带来潜在的生物灭绝危害。

　　那么，这种全新的技术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技术？它将怎样改造我们未来的世界？其应用前景又是如何？它是否真的会带来一场生化危机？5月25日，《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专访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首席教授薛京伦，为您带来权威解答。

　　记者：文特尔的人造细胞实验，所使用的合成生命技术，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技术，与在此之前克隆技术有何不同？

　　薛京伦：合成技术与克隆技术最大的差别，在于其外缘基因是人工合成的，而不是现成的基因。

　　过去科学家所做的克隆技术实验，都是把一个细胞里头的基因组拿掉，再把另一个细胞的基因组拿进来，而文特尔的实验，其突破点在于，这个放进去的基因组，是完全按照科学家的意愿合成的，也就是他自己所说的“电脑是这个细胞的父母”，这就是这个实验最大的意义。

　　记者：生命的本质是什么？为何人造的东西可以形成生命？

　　薛京伦：其实，文特尔的实验，距离真正的生命还很远，他的实验只是让细胞变成了细胞组，也就是他的人造细胞可以实现细胞分裂，由1个细胞分裂成 2个，再分裂成4个……这其实还只是生命的最初步阶段。

　　鉴定生命的特征，主要是看细胞中有无蛋白质的形成。简单来说，一个基因，其实只是一个碱基对的排列而已。这个基因是不是“活”的，要看其是否具有功能，这就需要看它能否实现“转录”，即变成mRNA（信使RNA，是DNA实现转录的关键）和RNA，之后RNA再产生蛋白质。

　　如果能完成从基因到蛋白质的过程，就算完成了（基因的）“表达”，成为有功能的基因，而不再只是一个器物层面的基因，生命也就算是被“激活” 了。

　　要测定一个细胞DNA的序列，是相对简单的，但要让人造的基因自己运转并产生蛋白质，这是很难的，文特尔的实验，即完成了这一过程，激活了细胞，这是很难得的。

　　记者：有人说，人造生命诞生，开创了前所未有的操控生命方式，甚至有人说，这等于创造了“演化之树的一个分支”，对此您是怎么看的？

　　薛京伦：这种说法有点过头，也为时过早。

　　我们知道，所谓进化，是经过几十亿年慢慢形成的，现在就提所谓“演化之树的一个分支”，为时太早，这项技术接下来的问题还有很多，无论是技术上的，还是将来伦理上的问题，都存在很大的变数。

　　当然，不可否认，这种技术揭示了创造新生命物种的可能性，但其对生命的社会性影响却很大。

　　生命总归有个社会性的问题，比如说，对于一个人造人来说，其父母，其兄弟姐妹，其妻子，这些关系应该如何处理？类似的对伦理潜在的威胁还是很大的，这些问题没有解决以前，不可能谈什么进化和演化。

　　而且，就算真的创造出了新的物种，但其如何通过自然选择仍然是个问题，我个人认为，人类创造出来的许多物种，恐怕也无法通过自然选择，会被淘汰掉的。

　　记者：那么，从技术上讲，人造生命距离我们到底还有多远？

　　薛京伦：这一次，文特尔单单为了做人造细胞，就花了15年，接下来，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文特尔的实验，最大的弱点在于，其使用的受体细胞是用现成的细胞，而不是他自己“创造”出来的。换句话说，对于文特尔来说，接下来的实验难点在于，如何突破受体细胞，即如何人工创造出一个适合人造基因存活的受体细胞环境来。

　　紧接着的问题是，到了人造高端生物中，如何容纳这些遗传物质。这不再是一个单细胞控制的问题，而是多个复杂的系统交错控制的过程。这就复杂得多，技术上需要突破的难题还有很多。因此，固然文特尔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并不一定意味着万事开头难，接下来就好走了，甚至我可以说，接下来的高等人造生命实验能否成功，都是值得怀疑的。

　　退一万步讲，就算是人造低等生物，即等到人类可以创造基因组很小、细胞数很少的类似线虫这样的低等生物，恐怕不经过几十年上百年，也很难成功。这项技术，从实验室到产业化，这路实在太远了。

　　记者：和当年的克隆技术一样，今天的合成基因技术也引发了不少争议，他到底是不是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现在主要的争议集中在哪里？

　　薛京伦：任何新的东西出来，总是有争议的。

　　首先，宗教上的争议，特别在美国，宗教上的反对是很厉害的，虽然作为科学家，我们认为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实现了自己合成的基因组能在另外一个细胞内实现表达，但来自宗教的压力，可能根本就不允许其继续进行实验。此外，还有来自伦理上的争议，我刚才也已经提到了，对于生物社会性的影响，目前还未有定论。

　　记者：其实，这项技术一经报道，就有人说该技术会被恐怖分子利用，从而可能出现生化危机，这种情况会变成现实吗？应该如何杜绝？

　　薛京伦：科学是一把双刃剑，被恐怖分子利用，并非没有这种可能性，但凡事总要朝着好的地方去想，这种技术总会给人带来好处，其潜在的价值还是很大的。而且，最为关键的是，现在谈论这些还太早，这种技术距离实际应用还早得很，在可预见的未来，人们还看不到它。

　　记者：中国目前是否也有类似的研究在进行？目前进展如何？

　　薛京伦：据我知道，中国没有类似的研究在进行。首先，中国的科学家找不到这样的资助；其次，相对来说，中国的科学体制比较急功近利，恐怕也不会投入这么大的人力物力到类似这样的目前还根本看不到应用前景的基础研究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