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隆平谈“转基因争议”：人民不是小白鼠

　82岁高龄的袁隆平，自称是“80后”。他说，等自己成了“90后”时，超级稻亩产1000公斤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

　　3月4日晚，全国政协委员驻地——北京国际饭店，袁隆平接受了《中国经济周刊》的专访。在铺着地毯的套间里，“80后”袁隆平光着脚，扑在一桌子的文件和资料里，手舞足蹈地讲起了超级稻、粮价和转基因问题。

　　直言不讳的袁隆平并不担心自己的言语会“得罪人”，“我怕什么，我这么大把年纪了，还不能说几句实话？憋死人咯！”

　　今年两会，袁隆平的提案是《关于粮价的建议》。提案上说，根据湖南省物价局调查统计，2011年农民种植每亩水稻，除去国家的粮食补贴，纯收益只有7.5元。

　　“七块五啊！太少了，农民多穷啊，农民多可怜啊！”袁隆平激动地说，“种地拿不到钱，农民就不种了，抛弃耕地到城里打工去了，种田的人越来越少，粮食从哪里来呢？”

　　从2010年起，袁隆平走访了湖南的多个县乡和农村，他发现，大量耕地被荒废，甚至被用来作为建筑用地和垃圾场。“耕地多宝贵啊，现在全国的耕地越来越少，以后粮食不够了可怎么办呢？到哪里去种呢？”

　　袁隆平担心，18亿亩的耕地红线有被突破的可能。“现在的耕地面积已经很少了，如果得不到好的保护，耕地面积一年年减少，我们就没有退路了。”

　　最让袁隆平担心的还是粮价问题。“粮食是宝中之宝，粮价是百价之基。”一方面，粮食价格一旦上涨，就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导致整个物价的上涨，甚至会引起社会动乱。“所以大家都说粮价涨不得。”但另一方面，“粮价偏低则谷贱伤农，影响农民种粮的积极性，甚至影响国家的粮食安全。”

　　因此，袁隆平建议，政府要以较高的价格收购农民的粮食，“大大提高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和收入，保住农民的基本利益，保住耕地。”然后再以平价出售粮食，“保障民生，保证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水平，保证国家粮食的安全和价格的平稳。”如果由政府来补贴其中的差价，就能“两头兼顾”了。

　　在全国政协无党派界别小组讨论会上，袁隆平第二个发言，“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到，今年要继续提高稻谷最低收购价，平均每100斤提高16元，这非常好，但我觉得还不够，应该每100斤提高50元，我们的政府现在有这个财力。”

　　虽然自1982年起，中共中央陆续出台了11个“一号文件”，力求“惠农利农”，扶持和完善农业发展，但袁隆平认为，“力度还不够大，种粮农民的收入依然相当微薄。”根据现行的种粮补贴政策，“按田亩算补贴，是很不合理的，高产田与低产田没有差别，不种粮的田地也能得到补贴，甚至抛荒田也能得到补贴，这样会影响农民积极性，大家都不好好种粮食了。”

　　“国家每年拿上亿的钱来补贴石油企业更不合理。”袁隆平对此很不解，“石油那么贵，都是高价、高利润的垄断企业，做石油的人都是有钱人，都是开小车的人，哪里还需要国家的补助呢？国家补贴他们干什么？为什么不拿这个钱来补贴农民呢？农民辛辛苦苦种一亩地得了100块钱，就是很多有钱人的两包烟钱。”

　　有人提醒袁隆平，为农民争取补贴可以，但是不要“抨击”别人，但袁隆平还是直言不讳，“我怕什么，我那么大把年纪了，还不能说几句实话？憋死人咯！”

　　2011年，袁隆平在湖南隆回的超级稻百亩试验田里交出了新的成绩单——亩产926.6公斤。“这不算啥子，等我变成了‘90后’，亩产1000公斤一定能实现。”他使劲地挥挥手，并不满足于这个数字。

　　袁隆平的目标很清晰，“希望今年达到940公斤至950公斤，明年970公斤至980公斤，再有一年，力争达到1000公斤，从科学上讲，杂交水稻还是有这个潜力的。”

　　“安徽省六安市很重视杂交稻亩产1000公斤攻关，现在已经选定了3个百亩千公斤攻关片。前两天我派了几个助手、也是专家选了几个品种过去，帮他们策划，肯定能搞出来。”袁隆平说。

　　袁隆平笑称自己是“80后”，尚且年轻，等再过几年到了“90后”，“那家伙更厉害。”“我管这叫‘矮子爬楼梯，一步一步走’，大家一齐努力。”

　　2011年初，袁隆平就与黑龙江农垦集团开展合作攻关，计划在2015年培育出比当地祖代品种单产高15%左右的寒地杂交粳稻品种。“我们计划是通过2011年到2015年的联合攻关，建立一个技术体系平台，培育出来强优势杂交粳稻品种，如果研究出来了，‘北大仓’就又屯上粮了，我们的国家储备就不愁了。”袁隆平高兴地说，“我们在加劲儿呢，这一天一定会早点来到。”

　　2月21日，两会前夕，国务院法制办公布了由国家发改委、国家粮食局会同有关部门起草的《粮食法征求意见稿》，其中第十二条特别提出，“转基因粮食种子的科研、试验、生产、销售、进出口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在主要粮食品种上应用转基因技术。”

　　这次表态被视为“转基因争议”的一次里程碑事件。自2009年11月，中国政府颁发了两种转基因水稻的安全证书之后，关于转基因所涉及的食品安全、种子安全、粮食安全和经济利益之争等系列问题就引发了持久性的大讨论。

　　作为举足轻重的农业专家，袁隆平自称是“中间派”。“转基因有两派，一个是反对派，一个是赞成派，我是中间派，因为反对派和赞成派都很有道理。”他分析说，“反对派的道理在于转基因抗病抗虫的功能来自于毒蛋白基因，虫吃了是要死的，人吃了怎么办？会不会威胁健康？”赞成派也有站得住的理由，“他们解释说，昆虫的死亡是因为气孔闭塞了，但这跟人的消化道完全是两码事。”

　　虽然袁隆平自称是“中间派”，但他仍认为，在没有实验结果作为根据的前提下，将转基因用于主粮生产是“要慎重的”。“他们赞成转基因的，是用小白鼠做的实验，可是小白鼠和人能一样吗？他们有人类食用转基因的实验结果吗？”

　　袁隆平坦言，“人民不是小白鼠，不能这样用那么多人的健康和生命安全做实验，来冒险。”他说，“我愿意吃转基因食品，来亲自做这个实验，但是问题是我已经没有生育能力了，转基因对性能力和遗传性的影响是需要实验证明的，如果有年轻人自愿做实验，吃转基因食品在两年以上，不影响生育和下一代的健康，那才安全。”

　　即使袁隆平对转基因的普及仍存有疑虑，但他也表示，“从科学的角度，转基因是发展方向，不能一概而论。现在我们正在把玉米的基因转到水稻上来，提高水稻的光合效应，这样的转基因有什么问题？一点问题都没有。”

　　袁隆平一直笃信一句话——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亲自实验过，也就没有发言权，所以不要轻易地肯定或否定，也不要猜测和推论，要用事实说话。”

　　两会前，厉以宁、钟南山、袁隆平等国内著名的院士曾集体发出倡议——成立“中国生命科学学会”。两会期间，这一倡议又出现在他们的提案议案之中。

　　据了解，“中国生命科学学会”是一个汇聚了众多领域顶级专家的“智库”，主要目标是为国家的重大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与智力支撑，被称为“混搭型高级智囊团”。

　　“我是一个研究农业的人，农业主要是为了解决人的吃饭问题，吃饭问题可以说是最大的民生。”袁隆平介绍说，他的倡议与中国“吃饱饭的问题”紧密相关。“虽然，现在绝大多数人都能吃饱饭了，但潜在的危机仍然严重。”

　　按照袁隆平的估算，“我们这样的一个13亿人的国家，不久将变成14、15、16亿，而国家的土地却不会再增加，按目前的发展水平，人口压力越大，农业供给的压力越大，因此，人要吃饭，只能依靠进口粮食。”

　　一旦依靠进口，中国便丧失了粮食安全上的主动立场。“小国依靠进口粮食还没什么大问题，像中国这样的大国，粮食始终是重要的战略物资，如果没有足够粮食，别人就会掐住我们的脖子。”袁隆平对此很担忧。

　　因此，袁隆平倡议成立“中国生命科学学会”，“对粮食问题进行战略层面的研究，比如，如何加大国家对农业生产方面的投入，如何提高我们的农业技术和科技水平，如何提高我们的粮食产量，保证供给，如何解决好‘三农’问题等，都需要从宏观政策层面有更全面、更准确、更清晰的考虑。”

　　最重要的是，现代农业的发展已经暴露出了诸多问题。“现在在农业生产过程中，为了防治病虫害、增加产量，农药与化肥被广泛使用，甚至是滥用，已经造成了一些不良后果。”在袁隆平看来，这种滥用“简直就是给耕地下毒药”。

　　另外，家禽、家畜的传染病，如禽流感、SARS等，已经变成了威胁人类生命的重大传染病。“怎么保证人民的健康和生命安全？怎么控制人口的增长？怎么处理好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我们需要多领域的专家好好坐在一起商量出个对策，并且递交给中央，为国家出力。”

　　袁隆平期望着，“中国生命科学学会”能尽早获批成立，成为他“大器晚成”的重要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