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伯民：导师钱伟长教育思想十分具有前瞻性

　　今年79岁的解伯民，从1948年进入清华大学学习开始，便师从钱伟长学习力学。1956年，钱学森回国后成立中科院力学所并任所长，钱伟长任副所长。这时，已经在清华大学拿起了教鞭的解伯民又考取了钱伟长的硕士研究生。

　　“因为钱学森和钱伟长都姓钱，都叫钱先生很难区分，所以后来我们就管钱学森叫‘大钱先生’，管钱伟长叫‘小钱先生’。”在接受《科学时报》记者采访时，解伯民回忆说。

　　解伯民是新中国第一代研究生，近半个世纪过去了，他还清晰记得钱伟长在清华大学讲台上，给本科生讲“工程力学”等几门力学课时的情景。

　　“钱先生那时候担任清华大学教务长的职务，他讲课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思路非常清晰。”解伯民说，因为力学课有很多运算过程，要通过一步一步的逻辑推理和演算得出结果。钱伟长的数学演算非常严格有序，学生们会感到很有收益。

　　解伯民说：“有时候比较深入的问题，钱先生能够讲得引人入胜，给人以启发。而且对于相关联、更加深入的问题，钱先生还会给予提示。这样的讲解方式，能够进一步激发学生的求知欲。”

　　因此，对于上钱伟长的力学课，解伯民是非常有兴趣的。“钱先生对基础性、原则性的问题会讲得很深刻。比如流体力学中有一些基本方程式，一般的课本上只讲如何推导，钱先生则会讲到方程式的各种适用范围等，而不拘泥于课本上的知识。”解伯民回忆道。

　　解伯民说，担任众多社会职务的钱伟长，日常的事情繁多。但有课的时候，他都会提前半天闭门谢客，如果晚上讲课，他会在下午认真备课，谁也不能打扰。

　　几十年过去了，钱伟长曾经说过的一句话让解伯民一直记忆在心，并受益终生。

　　“钱先生曾经说，学生念书，实际上是把书本从薄念到厚，再从厚念到薄。我自己工作之后，觉得这段话非常对。”解伯民说，从薄念到厚，也就是学的知识越来越多；而从厚念到薄，是真正将各种知识融会贯通并熟练应用后，会觉得它们的基本原理、逻辑分析是相通的，也就不必要把公式都记在脑子里。

　　钱伟长对学生的要求是严格的，不过，有时候也会表现出对学生的理解和宽容。解伯民读研究生期间，有次去钱伟长家里谈论文写作的事情，碰巧学校的助教也来找钱先生。“那是一次应用力学课的期中考试，似乎全班都考得不太好，评卷的助教就对钱伟长讲了这次考试的情况。钱伟长听了之后说：‘可能是题目出得太难了。分数不好会影响学生的积极性，我们把每个人的成绩都开方乘以10，鼓励考试成绩不太好的学生能够急起直追。’”解伯民听到这里，感到很惊讶。

　　不是简单地给每个学生加10分或者20分，而是开方乘以10，解伯民后来想到，这其实是钱伟长对学生的理解和鼓励。

　　“100分开方乘以10还是100分，而36分开方乘以10就是60分，也就算及格了。这种方法缩小了分数的差距，也提高了整体成绩，令没考好的同学也不至于一下子就丧失信心。”这件小事，让解伯民感受到大师对待学生的用心良苦。

　　钱伟长的教育思想十分具有前瞻性，解伯民回忆说，在治学上，钱伟长认为高等学校的学科不宜分得过细。当时受计划经济的影响，学校将学科分得很细，比如民用建筑、冶金等，但往往实际情况是需要更全面的知识，因此，专业过细会导致学生在毕业之后、走上工作岗位才发现，有很多需要的知识并未掌握。

　　钱伟长比较强调学生的自学能力。在教学上，钱伟长主张大学教育不是给学生灌输许多知识，而主要是启发学生的自学能力和自己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通俗一点讲，就是不能只给学生‘食物’，还要给他们‘猎枪’。这样才能在面对各种各样实际问题的时候，他们自己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解伯民认为，这个教育思想在现在看来仍然十分正确。

　　采访中，解伯民给记者拿来了一本厚厚的粉红色的书：《应用数学和力学——钱伟长八十诞辰祝寿文集》。翻开扉页，上面用蓝色钢笔字工工整整地写着“送解伯民教授，1992年11月10日，钱伟长”。

　　“钱先生在80寿辰的时候，专门从上海给我寄来了这本书，书中也有我写的一篇文章。”解伯民说，钱伟长的学生和朋友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