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高等教育“大众化”以打满全场的方式“完赛”

四年前，上海某高校的家政专业“升本（科）”成功，曾引起一番议论。但议论归议论，国内的一些高校管理者总会“力排众议”。至今，不仅开设家政学本科专业的高校已达30余所，最近又有高职院校决定将婚姻类专业和殡葬类专业也顺势“升格”为本科。

就常识层面说，大学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的功能不同，培养目标也有明确区分。对家政专业“升格”提出异议者多是从区分上立论。他们认为，此类专业本身缺乏系统性和科学性，并不符合本科专业设置的基本要求，因此坚守专科层次更为合适。

然而，经过30年机制并不完善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洗礼，类似常识已被很多人淡忘，因而一些高等教育工作者在价值取向上出现偏差就不足为怪。

例如，有媒体报道，今年正式毕业的首届家政学专业的本科生，就业前景非常乐观，月薪可达三万元，远超一般高校本科毕业生的起薪。这个新闻不仅被开设相关专业的院校广而告之，也影响到一些高等教育工作者的价值判断，被他们当作“社会平等”以及高校和学生“多元发展”的“新气象”加以礼赞。

殊不知，“社会平等”和“社会平均”完全是两个概念，“多元发展”与“追求卓越”之间也并不存在矛盾。

就大学自身而言，如果仅仅将“就业率”作为衡量大学教育优劣的基本指标，将起薪高低视作人才培养成功与否的标准，大学无疑会降格为“职业培训中心”。

一边是名称更改上的“升”，一边是衡量标准的“降”，这一对内在矛盾恰好说明，国内的高等教育“大众化”虽然在数据层面已经成功实现，但相关认知却依旧停留在“大众化”之前。

事实上，专业名称的“升格”是高校“升格”运动的连锁反应。中专“升格”为“学院”、学院“升格”为“大学”，再加上学校名称上的争相“宏大”化，让原本低层次的院校在名称上一路“高升”。原本高层次或次高层次的院校自然也不甘“寂寞”，它们通过不断增设硕士和博士点来显示自己的“卓越”。

其实，“升格”本就不是高等教育“大众化”追求的目标。因为“大众化”是面向“普及”的，它不以“提高”为目标，而真正的“提高”应该是在“大众化”达成之后的战略规划。

然而，国内高等院校的“升格”却几乎是与高等教育“大众化”同时进行的。经过“升格”后的大学，仿佛坐上了飞驰的高铁，不到终点就不愿下车。在许多管理者那里，“升格”也从“手段”转换成了“目的”。

表面上看，大学或专业的“升格”是思想意识“精英化”的表现。事实上，执着于“升格”者并不是为了追求从“大众化”转向或回归“精英化”，而是在借助“大众化”的伪装实现形式上的“精英化”。

以大学本科教育来说，它之所以成为衡量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重要指标，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普及程度，二是教学质量，而后者更是决定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成败。然而，“升格”及“升本”之后，本科教学内容反而很容易被稀释并且泛化。

可见，如今的本科文凭贬值，不是因为高等教育“大众化”后文凭发放得过多，而主要是文凭的文化及知识含量太少。

基于此，重新反思有关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战略规划必须从本科教育开始。因为那些经过“升格”、看似“高大上”的机构或专业名称，不仅不能掩饰本科教育的短板，反而让用人单位产生对本科毕业生能力和文化水平的过高期待，结果则是“期望越高，失望越大”，本科文凭贬值的速度也会进一步加快。

从理论上说，具有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的战略规划需要建立在反思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基础上。真正科学的管理不是借“创新”之名不停变更“赛道”，而是应首先“接续”前人的步伐，在“接续”的前提下，再进行调整和改进。就像足球比赛一样，踢了上半场，就该坚持踢下半场；人为地另觅对手，等于是白拼了半场。

因此，重新思考科学的战略规划并非意味着重起炉灶，而是重新检视以往的规划，并根据出现的问题以及社会的变化加以改进、调整和充实，让符合中国实际的高等教育“大众化”以打满全场的方式胜利“完赛”。

（作者系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