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用好基因编辑这把“剪刀”

　　 近两三年来，基因编辑几乎“承包”了医学热点，它像风暴一样席卷着细菌、酵母、动植物乃至人类胚胎等几乎整个生命科学领域。公众既对基因编辑在疾病治疗等方面的强大功能感到惊讶，又因这把“剪刀”指向人类胚胎而担忧。基因编辑能否用在人类生殖细胞上，是其伦理争议中最为激烈的话题。

　　访谈嘉宾：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院士李林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贺林

　　全国政协委员、西南大学教授夏庆友

　　争议中的“香饽饽”

　　《中国科学报》：基因编辑为何如此受青睐？

　　李林：通过基因工程技术获得更优越性能的产品是未来发展的主流趋势。比如在农作物领域，CRISPR基因编辑提供了一种改变基因的简单、精确方法，能创造抗病性和耐旱性等特征。其在疾病治疗，特别是精准医学的重要作用则更加凸显，使更多人有了获得健康的可能性。

　　贺林：基因编辑具有时间、费用和准确性方面的整体优势，这一技术靶向作用于基因组DNA序列进行编辑，改变人类的遗传性状，可以解决很多疾病问题。此前，编辑人类细胞DNA中特定位点并不容易，而利用CRISPR这种新型的基因编辑技术可以快速实现精确地对某一感兴趣的基因进行编辑，可以成为实验室常用技术。

　　夏庆友：基因编辑是本世纪生命科学领域影响最大的技术之一，它让基因的发现、研究与应用进入了一条快车道，并已经在医学、农业等多个领域产生了许多重大影响。

　　《中国科学报》：基因编辑一出现就争议不断，为什么？

　　李林：科学技术的每一个重大创造或进展，在带来诸多好处的同时，也伴随着风险。应努力寻找解决矛盾和冲突的方法，而不是拒绝一项具有突出价值的新技术。

　　贺林：关于基因编辑技术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伦理问题、权利冲突和社会公平性几方面，应用于人类胚胎的基因编辑技术是争论的焦点。

　　正视应用中的风险

　　《中国科学报》：该如何正确面对切割基因的“手术刀”是否可以指向人类胚胎这一伦理道德问题？

　　贺林：目前科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关于胚胎的研究应被允许，但是供研究使用的胚胎应停留在实验室内，并且在其分化出神经系统之前被销毁，不能用于诱导受孕。我认为制造基因改良婴儿可考虑局部开放，目的主要用于降低出生缺陷。在人类胚胎上使用基因编辑操作时，研究者应当接受社会和法律的监督。

　　李林：基因编辑是否可以指向人类胚胎，应主要从技术安全性、编辑人类生殖细胞的社会后果、人体增强等三方面考量。目前，基因编辑操作的精确程度尚未达到临床应用可以接受的水平，特别是脱靶效应导致的非预期突变的问题，可能带来不可控的后果；基因编辑带来的遗传结构变化，与所处环境将发生怎样的相互作用，其后果是什么，现在也很难给出有效的预判。

　　我们的相关政策鼓励以治疗为目的的基因编辑操作，但这种基因编辑操作与以改善人类遗传性状为目标的基因修饰之间并无明确的分界线。如果接受前一种做法，也就难以回避后一种行为，这会直接导向通过基因改良实现人体增强的伦理争议。

　　夏庆友：我不是医学方面的专家，但总体上赞同并遵守国际生命科学的普遍伦理。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都是同等重要的，一方面我们需要不断利用新技术解决人类面临的人口、健康、粮食、能源、资源与环境等重大而紧迫的问题，另一方面我们需要对人类在进化学意义上的发展走向持十分谨慎的态度。

　　《中国科学报》：基因编辑还存在哪些风险？

　　贺林：除广泛争论的伦理问题、权利冲突以及社会公平性问题之外，医学研究和实践中的脱靶效应可能造成非预期的、额外的遗传改变，进而产生未知损害；经基因编辑的作物对生态环境产生的影响也存在极高风险，如破坏生态平衡、编辑过的基因迁移到其他物种中的可能性等。

　　李林：基因编辑技术在被安全、有效地用于修复人类基因前，CRISPR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包括被修复的细胞如何有效存活、脱靶带来的癌症风险、CRISPR在修正基因序列中存在的局限、很难控制被修饰细胞的数量等。

　　加快研究 谨慎推广

　　《中国科学报》：推动基因编辑该如何把握好度？

　　夏庆友：任何技术都具有多面性，扬长避短是根本原则。我们不能因为风险就停止研究，也不能因为一时的需求而忽略长远的风险。就基因编辑技术而言，加强和加快基础研究，并根据具体情况的不同，鼓励谨慎而可靠的推广应用，是我们应该采取的策略。

　　《中国科学报》：怎样推动基因编辑向正确的轨道发展？

　　贺林：目前的核心应聚焦在健全法律法规、明确责任归属、完善风险预防和评估体系以及严格伦理审查制度上，并有计划地规划一些课题进行试点，以此避免紊乱和不规范的现象出现。

　　李林：首先要坚守人伦底线。生物高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天，科学家和科学共同体正肩负创造科技新成果、维护人类安康和发展的社会责任，要坚决抵制诸如“克隆人”“改良人种”等思潮，以维护全人类与生俱来的平等尊严。

　　其次，要积极开拓进取，抓住基因编辑技术这一机遇，深入开展人类疾病的预防、诊断和治疗方面的研究。根据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原则及在技术成熟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适当开放生殖细胞的基因干预研究。

　　最后还要提升我国在基因编辑问题上的国际话语权，在国际伦理规则领域发出中国的声音。

　　总之，无论科学发展到何种阶段，它始终是把“双刃剑”，合理利用颠覆性技术，用于造福人类才是最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