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贤土：高水平科技创新人才在实践中产生

　　高水平科技创新人才，特别是科技领军人物和战略科学家，毫无疑问都是在长期的科学研究与科研实践中成长起来的。但在目前关于高水平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的讨论中，也就是科技界热烈讨论“钱学森之问”时，不少学者过多强调了大学的重要性和责任，而不强调个人在步入社会以后的艰苦努力与实践，以及社会所应承担的重要责任，这是不妥的。

　　大学对一个人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学习阶段。高等教育十分重要，其重要性在于打好基础，这个基础应包括传授知识和培养科学思维能力两个方面。

　　我国大学现在的教育着眼点更多的是传授知识，而缺乏引导学生运用科学思维方法分析事物能力的训练。有时虽然教师在讲授课程和分析问题的时候也在传授思维方法，学生们也在潜意识地接受这样的训练，但学校和老师有意识地把这样的训练作为教育的一部分是十分不够的。

　　科学思维方法的培养为高水平科技创新人才的脱颖而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们从具体实践中可以深刻体会到科学思维方法对人才成长的重要性。

　　1960年前后，中央抽调了一批优秀科学家领导核武器研究工作，其中包括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邓稼先、周光召、于敏等。虽然他们的研究领域完全不同于核武器，以前也从未接触过原子弹、氢弹，但他们具有分析复杂事物、抓住现象本质的突出的科学思维能力，结合他们原来的专业知识基础，在较短时间内领导年轻研究人员取得了原子弹和氢弹的突破，以后又突破了中子弹，这其中正确的科学思维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当时，我们经常听彭桓武、周光召、于敏等分析问题，我印象很深刻。他们一下子就能抓住问题要害，这令我很感兴趣，常常问自己，他们为什么这样分析，巧妙在什么地方，如果是我会怎样分析，并从实践中不断感悟。一次两次三次，慢慢地就形成一套自己的独立科学思维能力。工作实践中我深刻体会到，在刻苦学习、努力提高知识水平的同时，不断提高正确科学思维的能力，这对我以后的工作帮助非常大。

　　掌握科学思维方法比学习书本知识难得多，只有不断实践，不断感悟，才能获得很大收获。在日常研究工作中不乏专业知识丰富、思想也很活跃的同志，由于缺乏正确的科学思维能力，不能很好地抓住问题的核心，最后虽然与别人一样努力，但成就远不如人家。我认为，只有研究中不断地汲取周围同事好的分析问题的思维方法充实自己，再通过长期不懈的实践，就一定能获得属于自己的正确科学思维方法。这样，在丰厚的知识基础上就一定能做出高水平的研究工作。

　　需要强调的是，在研究生培养特别是博士生培养方面，科学思维方法的教育和训练更为重要。优秀的导师在指导博士生的时候，应当注意培养学生分析复杂事物、抓住现象本质的科学思维能力，引导学生到他所研究领域的最前沿。实践表明，高分的学生不见得在科研工作中就一定能做出很好的成绩，只有那些知识基础扎实、学得灵活、思维方法正确的学生，毕业后在社会实践的锻炼中才有可能成长为高水平的科技创新人才，做出高水平的科技创新成果。

　　一个人在大学阶段是打基础的时期，以后走得好不好、有没有成就，在实践过程中除了个人要努力，社会的责任和作用是至关重要的。

　　高水平的创新科技人才，特别是科技领军人物和战略科学家，不仅在所从事的研究领域中有深厚的知识基础，十分熟悉研究领域的最新信息，而且应具有善于分析复杂事物、抓住现象本质的科学思维能力，这样的人才可能作出高水平的科技创新贡献。现在，不少学者喜欢把高水平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任务都压在大学身上，似乎大学可以决定一个人一生的发展，这与我们实践中的认识并不一致。

　　大学是基础，且是十分重要的基础，必须打好知识基础。但一个人大学考试分数高，并不见得将来研究工作就搞得好。无数事实表明，社会实践是培养高水平创新科技人才的最好的课堂。年轻科技工作者进入社会后，他们自身坚持不懈的努力是至关重要的，但同时社会也要为他们提供充分的条件和机会，让他们脱颖而出。这是社会培养创新科技人才应有的责任。

　　所谓社会责任，我认为就是学生毕业到工作岗位后，他所任职的研究所、大学和社会的每个部门，对人才的成长负有责任。首先是要发现人才，研究院所和大学的领导要做真正的“伯乐”，广纳英才，而不要因为害怕别人超越自己而固步自封。从这一点来说，我感到社会的责任尽得不够，怎样努力发现和对待那些有才华的人，不同的部门差别较大，有些单位领导怕优秀人才超过他，设法压制人家，很不利于中国科技的发展。

　　第二是社会要为人才的发展成长提供可能的机会，包括为他们提供深造的机会；尽可能为他们在科研工作中提供优秀导师的指导和帮助，传授给他们研究经验和思维方法，让他们尽快成长，同时提供让他们能够更好施展才能的环境，在实践中努力提高他们的水平，这就是社会的责任。

　　我建议在实践中发现和选择一批有很好知识基础和发展潜力的年轻人，同时物色一批在实践中作出过高水平创新贡献的具有战略科学家头脑的专家指导他们，提高他们的水平。同时，要总结具有正确科学思维能力的科技领军人物和战略科学家，如钱学森、周光召等的科学实践经验，为培养新世纪科技创新人才提供有益的参考。

　　为什么目前我国的教育制度较难培养大批高水平的科技创新人才，我认为主要矛盾是高等教育的改革。如果改革大学录取方式，除了分数以外还进行综合素质，特别是考生思维能力的考试，将会引导中小学的培养方式和目标发生根本性改变，这当然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来自教育部留学中心的资料显示，2007年以来，我国每年留学人数超过10万且有增加的趋势，他们中绝大部分是我国培养的优秀大学生和优秀研究生。我赞成出国留学，我自己也是归国人员，吸收人家好的科技和文化知识，学习人家的长处，开拓眼界是十分重要的。

　　但需要看到的是，我们培养的这些优秀人才中的大部分，在完成国外学习深造后最终成为美国或其他西方国家创新人才队伍中精英的一部分，在他们精力最旺盛、最富有创造力的人生阶段中，成为他国科技发展的重要力量之一，而此时也正是我国最需要他们的时候。如何及时吸引他们回来，特别是在他们成家之前吸引他们回国服务，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

　　当年很多人出国是由于国内条件的限制，但现在已经完全不同于当时，现在我们的科研条件有了很大改善，但由于工资待遇、住房等因素却影响了这些人及时回来。一旦他们在国外成家立业，吸引他们就比较困难了。大量精英的流失应当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不要在若干年后，再像现在这样花大钱引进那些已为他人作出重要贡献的我们自己培养的精英了，那时我们最应该引进的是高水平的外国人。

　　“千人计划”是我国人才战略的重要举措。我认为，对于引进的“千人计划”入选者，更应发挥他们的带头人作用，即他们应该是领军人物，能够开拓一个领域、一个方向，能够为中国带出一支高水平的研究团队，而不是仅仅搞研究。当然，对于那些全职回国工作的“千人计划”入选者，要考虑他们三年合同期满后的安排，通过政策力量发挥他们的才干，吸引他们长期安心在国内工作。对于那些特别优秀、真正有水平的人，也可由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通过设立通讯院士或特殊外籍院士制度等，吸引他们到我国的院士队伍中来。当然，也要做好已扎根在国内并作出出色贡献的人员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