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国祥：造假为何无孔不入

　　9月7日《中国青年报》的《民调显示99.5%的人曾遇作假不该引国人戒惧吗》一文披露：“如今，作假行为似乎无处不在，假货、假学历、假养生、假景点……”通过民意中国网和搜狐网对1365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仅0.5%人肯定自己没遇到过作假行为。具体来说，85.1%遭遇过“短信诈骗”，83.7%的人遭遇过“假货”，77%的人遭遇过“盗版书”。其他还有虚假报道（70.4%）、盗版CD（70.3%）、街头骗术（70.2%）、假政绩（57.1%）、假发票（52%）、学历作假（42%）、学术作假（41.8%）等。造假为何如此猖狂，如此肆无忌惮？

　　对上级负责的行政体制和运行机制，以政绩为本的观念和评价体系，以强大的力量推动着瞒上欺下、以假为真的乱象。当一种行为被一些社会主流力量所倡导，成为被大多数人接受的潜规则，这个行为自然成了一种习惯，也就无所谓真假了。

　　影响力最大的是自上而下的名目繁多的各种检查、评比。检查者、评判者有几个能看到真实的情况，被检查者、被评比者有几个不要展示最好的一面，有几个不要掩盖最丑的一面，有几个不大张旗鼓地公开造假。例如文明城市评比，评比前炒作宣传，寻访打点评委。评比中严格周密安排：机关工作人员成了马路上的志愿者；小商小贩一律收摊歇业；三轮车被“坚壁清野”，完全消失。马路干净了，城市有序了。评比一过，几天的积聚变本加厉地释放。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不断地重复，不断地强化。城市“被文明”了，市民的心灵却被扭曲了。造假成了习以为常，并且被释放、放大运用到一切领域。

　　人类的聪明与智慧使造假变得更加扑朔迷离、难以分辨。“造假运动”付出的代价、带来的恶果是培养了造假的习惯，创造了造假适宜的环境和生存的土壤。

　　利益的追求，使造假具有强大的诱惑。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引用了托·约·登宁的一段话：“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了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的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

　　当今社会，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使理想、信念被淡化了。花花绿绿的物质世界强烈地突出了金钱的位置。对一部分人来说，实现温饱、达到小康问题不大，但要使自己富裕起来，加入富人的行列，真是谈何容易！

　　有的人为了利益，敢冒一切风险。假货、假发票、街头骗术等等，只要能挣到钱，只要有胆量，就敢铤而走险。而且做的人多了，也就无所谓危险了。有人说，除了假的是真的，真的东西还真难找到。此话有点夸张，但却反映了现实，反映了社会的普遍心态。

　　民众的无能为力甚至接受是造假的巨大市场。

　　假货要有销售市场，没有市场，造假又有何用呢？除了被欺骗之外，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民众的消费水平跟不上价格奇高的真货。新华书店的一些厚厚的图书，开价就是大几十元、上百元，一套书上千元、几千元；一张正版的CD上百元。中国市场上卖的真货比外国市场还要贵。中国的大多数老百姓，包括一部分中等收入人群，他们有能力去买那些“货真价高”的东西吗？民众的现实需要，使假货有了广阔的市场。

　　打假不力，使造假者有恃无恐、无所顾忌。

　　打假的主要责任在政府管理部门和专业机构，打假的依据是法律和制度，打假要使造假者不能为、不敢为。一个地方出现成规模的造假，地方政府怎么会不知道呢？但在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市场经济还不成熟的地方，大规模的造假常常是与相关政府的利益、政绩、GDP纠缠在一起的。因此，有关政府不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的还暗中保护。政府管理部门、专业机构不作为，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甚至袒护造假是造假泛滥的主要原因。

　　（作者系江苏大学党委原副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