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短房：对抗埃博拉与中国医疗队模式

　　自今年3月开始大爆发的西非埃博拉疫情，迄今已在几内亚、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和尼日利亚四国造成近1800例感染，近1000人死亡。迄今疫情并未得到有效控制，并随时有向更广阔地区扩散、甚至传播到非洲以外的危险。日前，疫区各国和世卫组织在科纳克里召开峰会，呼吁各国向西非疫区派遣医疗人员协助应对疫情。

　　对此呼吁中方积极响应，继今年3月、5月中国红十字会和中国政府两度向疫区捐赠后，第三批价值3000万元人民币的医疗物资也已于8月11日运抵疫区，于此同时，从中国各地、各大医疗机构紧急动员的一批传染病专家、医护工作者也已经或即将投入疫区一线，加入到当地医疗部门和国际社会应对埃博拉疫情的行列中。

　　非洲对于中国医务工作者而言绝不陌生，脍炙人口的“中国医疗队模式”，正是在非洲酝酿、诞生，并发扬光大。

　　1963年，第一支中国医疗队24人辗转抵达阿尔及利亚条件艰苦、缺医少药、号称“撒哈拉北大门”的阿特拉斯山区赛义德地区，开始了迄今坚持51年之久的“中国医疗队”援非模式，50多年来，一支又一支中国医疗队被派往非洲各国，根据中国政府“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最需要的地方去”的要求，他们大多被派往条件恶劣的农村、雨林、沙漠地带，投入到艰苦的医务工作中去。

　　由于长期发展的停滞，非洲许多地区缺乏最基本的医疗保障，一些边远地区，许多人甚至终生不知现代医学为何物，加之气候条件恶劣，卫生习惯差，传染病肆虐，导致婴儿死亡率高、健康状况底下等严重后果，中国医疗队的出现填补了许多地区的医疗空白，受到当地人的热烈欢迎和高度评价。胡锦涛前主席曾评价“中国医疗队模式”是“中非合作时间最长、涉及国家和地区最多、成效最为显著的合作项目”，而非洲当地人则将之誉为“公认争议和负面评价最少、收获荣誉和掌声最多的中国援非项目”。

　　然而时代在进步，“中国医疗队模式”也需与时俱进，才能适应非洲当地的新形势、新需要。

　　“中国医疗队模式”最大的特点，是集中布局、统一管理，自成体系，这在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是正确的、可取的，但在全球化、信息化的今天，却难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尤其是“宜缓不宜急”，即适应当地一般条件下的医疗保健需要，却不适应应对大规模疫情，难以和应对这类大规模疫情所必须适应的，与当地卫生机构及国际间援助组织大分工、大合作的体系、模式接轨。

　　传统的“中国医疗队模式”注重于“优中选优”，队伍中往往高职称专家云集，医护科研人员结构比例却不合理，抵达当地后，一些高职称专家不得不身兼医生、护士、药剂师和杂役，造成医疗资源的浪费。此外，单一批次的医疗队原则上来自同一地区、两年一轮换等，方便了日常管理，面对类似此次埃博拉的重大疫情，却不利于积累经验和数据，更不利于集中优势兵力“打大仗”。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中国响应号召，向埃博拉疫区派遣医疗队，在很大程度上做到了与时俱进，已经和即将派出的医护工作者结构比例搭配更合理，已抵达疫区的部分医护工作者和当地及各国同行密切配合，成为国际共同抗击疫情网络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显然，这种做法更适应当前形势和疫情防治需要。

　　这并不是说传统的“中国医疗队模式”不再需要。正如WHO资料所言，埃博拉疫情爆发的土壤，是疫区恶劣的卫生条件和卫生习惯，彻底改变这一土壤，有赖于平时日积月累的医疗服务和卫生常识普及，而这些恰是“中国医疗队模式”的强项。新旧模式相辅相成，缓急相应，才能发挥最大效应。

　　重大疫情也伴随着重大风险，早在2003年，中国就有周维良、鄢斌等4人在莫桑比克疫区手术时因刺破手指感染艾滋病毒，几十年来更先后有数十位中国大夫在非洲以身殉职，此次埃博拉疫情，前后已有多国多位医护工作者和志愿者感染、牺牲，中国医护人员深入一线，在救死扶伤之余，也要注意自身安全防护，家人和同胞期待着他们不负使命，平安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