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颠覆性技术”将使中国更有话语权

新冠疫情让蛰伏了几十年的纳米载体技术“一朝颠覆”，成为大热的产业领域。

这样的“颠覆性技术”如何才能出现？怎样才能发展？全国两会期间，科技日报记者采访了不同领域的全国政协委员。

“从基础研究到真正的大规模应用常常需要较长时间，例如，mRNA和脂质体的基础科学发现都是在20世纪60年代，到脂质体纳米载体的mRNA疫苗问世，经过了整整60年。”提到颠覆性技术，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纳米科学中心主任赵宇亮院士表示，一项技术能不能服务于社会，实现颠覆，首先取决于基础研究的科学发现，而后是技术能不能发展，能不能解决实际问题。

“基础科学的前沿突破有望诞生颠覆性技术，量子技术就是很好的例子。”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研究员吴季表示，要孵化颠覆性技术，需要有气度、有信心在基础研究方面做出别人没做出过的东西。

基础研究需要有组织

从0到1的基础科学研究是颠覆性技术的源头和“储备库”。

“像牛顿那种理论突破式的颠覆性发现现在已经很少了，如今要实现基础研究的突破需要借助先进仪器设备，一类是地面上的大科学装置，一类是空间中的科学卫星。”吴季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半以上物理类基础研究的突破来自这一类研究。

我国在部分领域正走在前列，例如，“中国天眼”FAST、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悟空号”、散列中子源等。其中量子通信已经在实际应用中落地。

“这类基础研究首先要有自己的装置，其次需要可持续发展的支持。”吴季说，在“墨子号”等项目上已经走出了成功的范式，我国应该进一步利用国家体制的优势，开展有组织的、定向的重大科学基础研究。

然而，在科学卫星的评审会上，吴季仍会有很多不舍。“科学家们的建议很多，但得到的支持还不够，按照每年只打1颗科学卫星的规划，难以满足科学探索的需求。”吴季说，作为评审专家很难选择，很多开拓性的项目遗憾落选。

“国家应该在空间科学领域设立专项，增加科学卫星的发射机会。”吴季说，近年来，卫星的发射成本在降低，基础研究应抓住时机，逐渐从跟跑、并跑转向领跑。

技术精进需要有耐心

颠覆性技术并不像它字面上看起来那么突然。

“它的诞生不是一日之功。”赵宇亮举例说，能做载体的脂质体颗粒很早就有，但一直在微米级别，达不到疫苗载体可用的纳米级；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人们才把它变成质量可控的纳米脂质体，但又一直难以做到可控和大小均匀；直到人们发明了“芯片微流控技术”控制纳米颗粒的生成，才实现了质量可控的大规模制备。

很多颠覆性技术的发展路径都是这样“一波三折”。“实际上科学发现以后，在实际应用阶段需要解决很多技术性问题，也会面临更多新出现的问题，走向成熟需要时间。”赵宇亮说，所以，社会各界特别是领导层、管理层需要提高对基础研究和原创成果的时间忍耐度。国家对基础科学研究的强力支持不能忽冷忽热、对前沿方向的探索鼓励不能断断续续，国家对从基础研究到实际应用间的科技创新全链条，应有完整布局和支持，才能“孵化”颠覆性技术。

去年《科学》发布的全世界最前沿的125个科学问题被认为是颠覆性技术的“任务单”，它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第一条就提出了：可注射的抗病纳米机器人会成为现实吗？

“智能化的纳米机器人是纳米载体的下一个目标。”赵宇亮说，国家纳米科学中心团队目前处于该领域研究的领先地位，可以将DNA分子编织成“高铁车厢”载着药物分子进入体内，在血液循环系统中是球状，遇到肿瘤时自动“变形”成尖刀状钻入肿瘤内部，有点像“变形金刚”，能解决肿瘤组织致密、难以攻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