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白：问诊中国医药产业发展

　　

        作为世界上有影响的著名神经科学家，现任清华大学医学院常务副院长的鲁白，不仅担任过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神经发育研究室主任，还曾于2009年出任中国葛兰素史克研发部副总裁。

　　从海外到中国，从科研机构到国际药企，再到如今担任清华大学医学院常务副院长，多重的工作经历让鲁白对于医药产业的认识可谓入木三分。

　　鲁白告诉记者，从目前改革的整体思路来看，政府的决心是走市场化的道路，这一改革的方向无疑是正确的，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需要面临的巨大阻力。

　　“如何避免改革的半途而废是我所担心的问题。”在鲁白看来，医药产业中，药品环节由于其涉及产业发展、制度改革、科学研发等多方面，所以其面临的问题也较为突出。

　　《财经国家周刊》：国家对于医药产业，尤其是生物医药产业的扶持力度在近几年里不断加大，那么面临的主要问题来自那些方面?

　　鲁白：医药产业的发展，尤其是在药物环节，主要是由需求(病人，医生)、政府(药监局)、药厂以及市场机制(药价制定，保险，老百姓的支付能力)这四个方面来决定的。其中需求我们可以看到是非常旺盛的，所以关键的问题在与政府、药厂以及市场机制。而这三个方面对政策导向的依赖都非常大，如何正确引导是需要我们思考的问题。

　　《财经国家周刊》：一直以来，业界对于药监局过于保守的抱怨颇多，您认为问题症结是什么?

　　鲁白：从大体上来说，药监局的工作还是非常有成绩的。不过也确实存在过于保守的问题。而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有两点：一是药监局自身能力(主要是对药物研发环节，包括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的评判)需要加强，二是药监局与企业之间缺乏有效透明的沟通渠道。

　　因为，药品作为一个特殊的商品，它关系到老百姓的生命安全。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对于这方面的监管都是慎之又慎。但是从目前的现状来看，药监局自身评判能力建设却滞后于医药行业的技术发展。而这种不足就使得药监局形成了宁可晚批、不批也不错批的保守做法。这对于创新药以及生物医药科技来说无疑非常不利的。

　　而在美国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他的工作人员不仅需要有深厚的专业知识，同时还需要定期的回炉学习，审批官员有时还会去实验室做研究。

　　当药监局自身能力提高到一定水平后，就能够在最大限度保证安全的前提下，通过利用前沿科学的新认知，提高自身的工作效率，缩短审批时间，也能够使得企业的成本被大大降低。

　　其次，我们也要注意到，对于很多问题有时不仅仅是科学技术上的问题，而是做事方法的问题。如果在药监局与企业之间能够建立起有效透明的沟通渠道。不但可以促使药监局提高自己身的能力，同时也能让企业清楚的知道国家的政策。企业也不能一味地指责政府的效率，应该认真的学习药监局政策规章制定的背景和考量，从企业自身的做法上找出还存在那些问题，通过正常渠道积极向政府建言，与政府合作。

　　所以我一直在思考，能不能通过我们清华来搭建这样一个平台，来促进药监局与企业之间的沟通。

　　《财经国家周刊》：医药企业作为药物研发生产的主体，他们面临的发展路径又是怎样的?

　　鲁白：对于药企我们可以分为几方面来看，首先在过去10年里，我们的国家的CRO企业发展非常迅速，成长起来一批像药明康德这样的优秀外包企业。但是我个人认为，随着我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其市场吸引力会逐渐下降，这类企业的成长空间已经不大了。另外，国家应该更多的关注支持中国自己的药企和创新药。

　　国内的药企，则存在过于分散的特点，而且基本上没有研发。这样不但不利于科技创新，为我国病人造福，同时也不利于市场的健康发展，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全国的药企全部加起来多达4000家左右，基本上都在做仿制药。而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跨国公司也不过就是10家左右，重点是新药的研发。没有雄厚的资本对药物研发的长期投资，做成新药是不太可能的。而不搞新药研发，不符合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药物研发方面应有的地位。

　　下一步的改革，需要通过政策导向和市场机制的杠杆来化解这些问题。在政策方面，提高行业门槛，推动国内企业之间的并购整合，使得当前过于分散的力量通过强强联合集中起来。除了加强人才引进，提高自身的研发能力之外，还要通过收购欧美的创新型企业来弥补我们源头创新的不足。使我们能够在较短的时间里提高中国医药企业自身的创新能力。

　　而在这一点上，日本的发展路径值得我们借鉴。事实上，日本的生物医药的起步也非常晚，同样也面临的源头创新不足的问题。但通过近十年的发展，日本已经形成了两三家世界准一流的医药企业。而这些医药企业都在不断通过收购美国的创新型企业，来充实自身在研发、人才、ZL、管理理念等各个方面的不足。这些被收购的即使是小型创新企业，但是对于国内企业来说，没有个几十亿美金是没有办法消化的。所以中国需要出现大型研发型制药企业，甚至跨国公司。

　　《财经国家周刊》：从国家宏观政策上，对于生物医药的创新企业都是给予了大力的扶持，那么您怎么看当前我国这些创新型企业的发展现状?

　　鲁白：创新型企业的发展要素首先是人才。这里的人才指的不光是企业领军成才，同时还包括大批的高层专业人才基础。

　　我们看美国生物医药5大核心区，都是聚集在高水平大学的周围。无独有偶，在中国，生物医药高科技不是在北京，上海，而是在苏州得到得天独厚的发展。为什么呢?仔细想想，除了苏州工业园有好的政策，社区服务，好的管理团队之外，距离上海既不远又不近，交流足够方便但又不能随时打的回上海睡觉，也许是一个原因。留住优秀的创业人才极为重要。只有将人才留住了先进的高科技企业才能生根发芽。

　　人才有了还得有相应的创业氛围。在国内我们不难发现，越是高学历的人才越不会冒险创业。但我们经济要想进一步起飞，恰恰需要的就是拥有高学历的科学家能够具备创业的能力。

　　除此之外，政策和资金也是非常重要的方面，一个好的政策并不是简单掏钱就能够解决问题的，而是要通过政策的引导将各种资源合理配置。在这方面面苏州纳米生物科技园就做了很多不错的尝试。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风险投资方面，我们还存在着很大不足。因为，创新型企业在发展中对于资金的需求是非常迫切的。而这些投资有较大的风险，需要专业投资。如果仅靠政府投资，那么由于政府在专业性上的缺乏，很可能起不到太大作用。

　　在国外，风险投资并不是仅仅投钱那么简单，他们有着非常专业的能力，参与企业的管理，最大限度的保障企业的成长。而我国的风险投资在这方面还非常不成熟。

　　所以，我个人一直在思考，目前国际上有很多有经验的创投公司，面对中国的市场都非常想进入。那么政府或者工业园能不能采用多种形式与这些国际创投公司合作，利用他们的经验，来扶持我们自己的生物高科技公司。

　　《财经国家周刊》：随着中国市场逐渐被重视，国际大型药企都在中国投入了巨大的财力精力，这会给中国的生物制药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鲁白：一位跨国药企的CEO曾经有过一个演讲，指出世界的轴心正在从美国转向亚洲特别是中国转移，所以在各个跨国大药企的发展计划中，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发展方向。长期以来，这些药企的主要精力是放在销售和市场。临床实验也是希望将在美国或欧洲已经或将要被批准的药物引入中国市场。

　　事实上，在过去7年里，几乎所有的国际大型药企在中国都是以百分之十几的高速在增长，如果按照这样的发展速度，到2015年到2017年中国就将是全球第二大新药市场。巨大的盈利需要通过某种方式来吸收。一种方法是投资R&D(研发)。至于如何搞研发，各个公司都在根据自己的情况在探索。不管是哪种模式，跨国药企对中国的新药研制和生物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有一定程度上的推动作用。

　　不过在 2013年却出现了变化，不但没有继续保持增长，反而出现了下降。这里其中有个很大因素，就是因为葛兰素史克在中国贿赂事件的被揭发。新药定价高，以及药品销售推广过程中用不正当手段，这在业界是很普遍的现象。 而该事件的发生，间接的效果就是把国际大型药企在中国的商业模式打乱了。很多企业现在都在收缩，并思考探索选择新的商业模式。

　　我个人认为，这对于我们引导这些国际大型药企促进中国本土的创新，应该是个不错的机会。最终能否开创一个新药研发的新局面，还有待于我们把握历史机遇，制定有远见而又可操作的战略，并付诸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