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糅合科学：千亿产业的诞生

　　沈茜蓉（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研究助理）

　　如今价值千亿美元的美国现代生物技术产业诞生于一项科学发现。

　　1973年，美国生命科学家Stanley N. Cohen 和 Herbert W. Boyer发现了重组DNA技术，这项技术的发现为生命科学的应用转化开启了一扇门；1976年, 作为重组DNA技术的专利所有人之一，Herbert W. Boyer和投资银行家Bob Swanson共同创立了一家名为Genentech的公司，许多人认为Genentech的创立标志了美国现代生物技术产业的诞生。

　　从一个创业团队到一个千亿美元的产业还很远——它仅仅是播下了一颗种子。此时，种子生长的土壤还很贫瘠——学术界对于创业的行为十分排斥，许多人担心联邦政府即将出台法令监管重组DNA技术的研究和应用，最为重要的是，风险资本的存量很低，想要创业的人根本找不到投资。在接下来的1977年到1979年，几项关键的政策决定扭转了这个局面。

　　首先解除的障碍是关于重组DNA技术的监管政策。尽管到1977年8月为止，种种迹象显示国会将出台法令限制重组DNA技术的研究，然而到了这一年的年底，政治风向突然逆转——1978年春天，限制提案永久离开了国会的议事日程。人们对于这项争议技术的担心似乎解除了。

　　第二重障碍是知识产权方面。1980年，最高法院的判例明确了微生物组织也可以申请专利，这等于给那些投资人吃了一颗定心丸——新的重组DNA技术的应用产品有专利保护，可以赚到钱。

　　然而，最大的障碍还是来自于钱的方面。许多人相信，人们对于重组DNA技术政策方面不利因素的担心只是一个次要原因，就算没有任何的政策限制，短缺的风险资本也使得生物技术产业的发展举步维艰。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基本上没有任何可行的融资手段去支持生物技术产业化如此长期、高固定成本的投资。那个时期，美国的风险投资人更愿意把钱投给电子公司而非药企。

　　1978年发生了两项政策改变：11月，《收入法案》（Revenue Act of 1978）签署通过，将资本收益税的封顶比例从49%降到28%；同时，劳工部发布新规，允许将养老基金投资于风险资本市场。

　　这两项政策改变并非偶然。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商界就十分担心联邦政府会增加监管，提高税率。许多游说组织在华盛顿积极运作，全国风险资本联合会（National Venture Capital Association, 简称NVCA）就是其中一个。它于1973年成立，是几十家风险投资公司的代表。NVCA对于资本收益税的居高不下十分不满，却找不到大众认同的政治说辞去包装自己的诉求，毕竟，要让大众同情这些“华尔街之狼”是很难的。

　　1976年，美国商务部发表的一份报告指出，一小部分的高科技创新公司比成熟的大企业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尽管后者的总收入是前者的四十倍还要多。NVCA立刻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个很好的“包装”自己诉求的理由——风险投资基金资助的这些公司，正在为滞涨中的美国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很快，NVCA就发布了自己的报告，指出“崛起中的创新公司对于经济的带动作用比人们想象的还要多”，而这些公司需要“源源不断的风险资本去支持它们的创立和发展”。

　　1977年，小小的NVCA争取到了大型利益团体美国电子业联合会（American Electronics Association，简称AEA）的支持，并结成同盟。随后，这两个组织又与一个新成立的商业利益团体结盟，共同发起了一项游说活动。他们的说辞将资本收益税率、年轻创新公司的健康成长和美国经济的发展联系在一起。到了这年夏天，“小型创新企业的风险投资”已然成了国会山上一个炙手可热的话题。尽管政治辩论涵盖的话题众多，但无疑资本收益税率是其中一个核心议题，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减税政策最终在政治辩论中胜出的原因众多，绝不仅仅是因为其背后关于创新科技的说辞。但这项政策，给生物技术产业化发展带来的好处是决定性的。这两项政策仿佛打开了一扇闸门，新的风险资本如潮水一般涌入市场，疯狂追逐有潜力的项目。很快，之前市场中苦苦寻求投资的生物技术创业团队，发现自己站到了可以待价而沽的有利位置。1979年年底，当时最著名的4家生物科技公司Cetus、Genentech、Genex和Biogen估值达到2.25亿美元。要知道，这4家公司当时甚至连产品的影子都还没有。

　　新的创业公司也如雨后春笋一般崛起。1979年，创业公司的数量就翻了一倍，到80年代初的前几年，有超过100个生物科技领域的创业公司在蓬勃发展，这些公司基本上都是由科学家和风险投资人共同建立的。

　　在有利的政策和投资环境之外，Genentech作为最早、最成功的生物技术公司之一，还发展出了一种特别的组织模式，这种模式在商业上极为精明，在科学上却显示出开放的态度。它受到后来者的广泛模仿，进而成为美国生物技术产业能发展地如此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个模式的特殊之处在于，它糅合了处于两个极端的逻辑：商业逻辑和科学逻辑。Genentech的两位创始人Bob Swanson（风险投资人）和Herbert Boyer（科学家，专利拥有者）仿佛各自站在商业和科学两端，小心而惊险地在天平上寻找一个平衡点。

　　一方面，Genentech有一个可持续的资本运作模式。从1978年底开始，美国的风险投资市场就处于供大于求的状态，Genentech这样高资本投入、长收益周期的项目，想要长期保持健康的财务状况也并不容易。在得到投资以后，Genentech没有马上雇佣员工或是租用研究设备，而是继续在Herbert Boyer（重组DNA技术的专利人）和其它签约科学家的实验室里进行研究。这让公司保持了低成本。在1978年底，Genentech公司与大型制药公司礼来（(Eli Lilly and Company)）签订合约，共同研发胰岛素的新药，这进一步缓解了公司的财务负担。

　　与此同时，Genentech发展出一种特别的企业文化，在不偏离商业目标的情况下重视、奖励科学价值。公司努力去和最优秀的科学家签约，他们不是公司的摆设，而是最核心的员工，公司的一分钱也不会浪费在无关紧要的人身上。Herbert Boyer是公司里实实在在的领导人，他每天都挽起袖子和年轻人们一起工作到深夜。

　　为了吸引到最优秀的科学家，Genentech创造了与大学极为相似的工作环境，这里的氛围让人24小时都高度兴奋，但同事相互之间又非常坦诚和开放——就像美国大学里那些最为高产的实验室一样。更重要的是，与传统的药企不同，这里的科学家可以发表他们的研究成果。Genentech一位早期的科学家Axel Ullrich在回忆公司的创始过程时说，“我们刚来的时候很担心，我们一旦开始做产业化的研究，会不会无法回到学术界呢？如果我们失败了，就会流落街头。所以我们必须要继续发表论文。我们给领导施压，告诉他们，我们需要像在大学里面一样继续发表。最终我们成功了，这就设下了一个先例。”

　　商业逻辑和科学逻辑永远有冲突，但在Genentech中，这种冲突是健康的，它反而激发了企业的活力。这个新模式成功了，它最大程度地激发了科学家们的创造力，也带来了巨大的商业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