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家三甲医院实验中心的科研人员,多年来,与各种科研试剂打交道是龙洋的“家常便饭”。然而这样的“家常便饭”有时候吃起来却并不是那么轻松。
“为了订购一个进口试剂,有时候一等就是十天半个月,最长的一次,等着试剂调剂等了足足一个月,实验都没办法按预期完成。”说起这些心酸往事,龙洋忍不住跟记者抱怨,“要是国产的试剂能赶上外国公司的质量,我才不会既花高价又费时间等着用外国的呢!”
“一般的常用试剂我们会用国产的,但是高端的试剂还是会选择国外大公司的,一方面是因为国内还没有哪家试剂公司能够生产高端试剂,另一方面,即使有,我们为了保险起见,一般也会选择国外的,它有质量保证,做出来的科研成果才更有说服力,发表论文时,国外的学术期刊也才会考虑。”被科技日报记者问及“实验室里国产试剂与外国试剂哪个用得更多”时,北大某教授实言相告,并且一语中的。
龙洋和北大教授的一致选择反映了一个不争的事实:多年来,我国科研用试剂品种少、质量不稳定、市场认可度低,高端科研用试剂主要依赖进口的局面一直没有得到有效改观。
“事实上,从2006年国家推进国产科研试剂研发工作8年来,国产科研用试剂的品种和数量已有了很大提高。以化学试剂为例,国产试剂数量从2006年仅有的3000种左右跃升至目前的3万多种。国产原创试剂领域,2006年的品种数量几乎为零,但经过8年的研发,截至目前我国已能生产出3000种左右。”在日前召开的科技部国家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试点联盟——“科研用试剂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协同创新推进会上,北京牛牛基因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牛刚透露了上述信息。
科技部条财司副司长吴学梯介绍说,科研用试剂具有品种多、批量小、高附加值的特点,对质量要求很高。为了更好聚集资源,促进我国科研用试剂的产业化发展,从“八五”开始,科技部就积极探索支持国产科研用试剂的研发。尤其是“十一五”以来,科技部通过科技支撑计划等渠道,启动支持科研用试剂的研发与市场化工作,希望通过国家的持续支持与引导,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科研用试剂依赖进口、品种少、质量不稳定、市场认可度低的突出问题。
吴学梯透露,“在‘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间,科技部分三期通过国家科技支撑项目支持国产科研用试剂的研发,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不仅在数量上得到了很大提高,而且在试剂的水平上也得到了很大提升。其中,国产无抗生素奶检测试剂及疫苗杂蛋白检测试剂达到了国际水平,而我国自主研发的全新癌症定量检测试剂盒更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尽管8年努力,促进国产科研用试剂质与量齐升,吴学梯认为,必须客观科学地分析我国科研用试剂发展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一方面,一些国产科研用试剂缺乏完备的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体系,产品质量良莠不齐,导致科研结果的可靠性常常得不到很好的保证,因而缺乏市场竞争力;另一方面,高端试剂依然被外国公司所垄断。
“进口试剂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我国科研用试剂的迫切需求,节省了时间和人力资源,对促进我国科学技术、医疗卫生、检验检测等领域较快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随着我国科研投入的加大,以及人们对食品、健康、环境等民生问题的重视,对试剂的需求也越来越大,如果继续依赖进口,相关领域的科研和生产活动必然受到制约。”吴学梯认为,加快国产科研用试剂的发展,整体提升国产科研用试剂的质量势在必行。
为了推动国产科研用试剂的产业化发展,2005年,科技部组织相关专家开始了科研用试剂的调研工作, 2006年开始正式推动该工作;2011年10月,科研用试剂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成立;2013年11月,科技部批准该联盟为国家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试点联盟之一。
“科技部863、973、科技支撑计划,以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都对科研用试剂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平台。”牛刚告诉科技日报记者,在这些平台的支持下,该联盟构建了科研用试剂产业链创新体系,初步完成了联盟标准体系建设,建立了面对市场平台的联合应用试剂物联网(UAR),同时还培养了一支专业人员队伍,建立了包括有机化合物和中间体试剂 、分离材料和柱填料、高纯溶剂等12个研发、检测与技术服务平台,而这些平台又通过UAR联合应用试剂物联网向社会提供服务。
吴学梯说,推动国产科研用试剂的产业化发展,一方面需要尊重科研用试剂发展的自身规律,以企业为主体,围绕产业技术创新链,运用市场机制集聚创新资源,实现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等在战略层面有效结合,共同突破产业发展的技术瓶颈,提升产业整体竞争力。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联盟这种组织形式,加快科研成果迅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以质量保障体系建设为抓手,创新研发机制,提高服务意识,开展品牌建设工作,使UAR成为公认的高品质试剂的代表,为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提供有效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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