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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识别基础研究领域的颠覆性成果?

随着2018年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的出台,标志着中国加强基础研究的号角已经吹响,两年后的2020年五部委联合出台《加强“从0到1”基础研究工作方案》,这可以看作是科技管理部门对国务院政策的细化与落地。至此全国上下对于加强基础研究达成高度共识,这两年基础研究的投入占R&D(研究与试验发展)的比例也在稳步提升,表明政策的作用已经开始逐渐显现。现在我们面临一个很紧迫的现实问题:如何识别与评价基础研究的成果,尤其是那些具有颠覆性的基础研究成果,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好,极容易导致政策失灵及资源配置的损失。基础研究成果的识别与评价是一个世界性难题,难点在于基础研究位于知识生产的前端,其产出大多是以观念、理论或者假说的形式存在,导致缺乏一套现成的鉴别标准可用于识别这些成果。这将不可避免地带来两种潜在的风险:其一,无法鉴别理论/成果是科学的还是非科学的(合理的或不合理的);其二,政策的激励机制无法对准激励靶标,换言......阅读全文

基础研究不要让应用研究再空转了

  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学术界把科研活动划分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试验发展研究三种类别。这个分类标准得到了全世界的采纳。  在整个科研链条的上下游,各类研究分别承担不同的功能。如基础研究负责提供新观念、新理论;应用研究负责验证、完善这些上游的观念和理论,并向下游转化这些理论和观念;而试验发展研究则

高水平的应用研究,离不开基础研究的深化

  自从进了研究所的大门,我一直做应用性很强的工作,从核武器到高能激光,其中的工程技术问题很多,这让我体会到了大量基础学科的问题,也尤感基础研究的重要。  基础学科功底深厚的学者,能在重要时刻解决关键问题。  记得在研制原子弹的过程中,曾有一份苏联专家提供的学习资料。当时大家对资料中的一个关键数据产

高水平的应用研究,离不开基础研究的深化

自从进了研究所的大门,我一直做应用性很强的工作,从核武器到高能激光,其中的工程技术问题很多,这让我体会到了大量基础学科的问题,也尤感基础研究的重要。基础学科功底深厚的学者,能在重要时刻解决关键问题。记得在研制原子弹的过程中,曾有一份苏联专家提供的学习资料。当时大家对资料中的一个关键数据产生了争议,周

基础研究税收试点政策从中关村向全国推广

中关村新一轮先行先试改革又一重点配套政策向全国推广。记者近日从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获悉,继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先行政策率先向全国推广后,基础研究税收试点政策试行数月后,又向全国复制推广。今年5月,财政部、税务总局、科技部发布《关于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核心区(海淀园)开展基础研究

制度保障+政策引导 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

原文地址: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23/5/500064.shtm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按照总书记的指引,广大科研工作者、科研单位以服务国家战略和引领高质量发展为主

白春礼:倡导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相融合的创新文化

  5月5日,中国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白春礼到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大化所)进行调研,并实地考察了该研究所在大连市高新园区和长兴岛开展的研究工作。  当天上午,白春礼一行在辽宁省委常委、大连市市委书记唐军的陪同下,来到大连市高新园区英歌石创新基地,听取了园区管理人员对园区规划设计理念、便

两部门:企业投入基础研究可享受税收优惠政策

   据财政部网站消息,8日,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关于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税收优惠政策的公告。根据公告,对企业出资给非营利性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机构(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机构以下简称科研机构)、高等学校和政府性自然科学基金用于基础研究的支出,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可按实际发生额在税前扣除,并可按100%在税前加计

中国科研经费报告:万亿经费,中国都花在哪儿了?

  2017年,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研发大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达到1.7万亿。然而,这万亿研发经费在国际上处于什么位置,从哪些部门来、去向哪些部门?使用中国财政研发经费的大学和科学院的研发活动如何?上市公司研发经费支出情况如何?各类政策对研发经费支出的效果如何?  近日,来自大连理工大学管理与经

中国科协发布33个学科研究进展

  “近两年,我国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交叉学科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多突出性的科研成果,各学科发展环境不断优化,国家科研投入不断增长。”在今天召开的2016中国科协学术建设发布会上,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李静海发布了2014-2015年度学科进展研究成果。中国科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陈章良主持会

而今迈步从头越:科技体制改革40年回顾与展望

  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相结合  《中国科学报》:十八大之后,我国科技体制改革迈入新阶段,您认为应当如何评价新的历史时期我国在科技体制改革方面的成就?  刘立:十八大之后,我们继续大力推进科技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改革全面发力、多点突破、纵深发展,改革“四梁八柱”主体架构已经确立,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