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天立地做研究以简驭繁为决策

“最近，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政策又有调整，这里面就有我们团队的贡献。”谈及自己的研究，中科院预测科学研究中心主任、上海科技大学创业与管理学院院长汪寿阳谈锋甚健。

近40年来，汪寿阳在决策科学、系统工程、金融管理、物流与供应链管理、经济预测预警等领域取得的重磅成就不少。他带领团队开创的理论方法及实践应用为我国应对复杂的国际形势，系统解决经济社会重大问题，切实支持政府、企业进行科学决策作出了重要贡献。作为主笔，汪寿阳提交的多篇政策研究报告和预测报告被决策部门采纳，成为经济或产业政策；他主持研究开发了10个决策支持系统或经济监测预警系统，为政府管理部门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平台和工具；他与合作者出版学术专著44部，在《科学》《自然》等国际国内学术期刊发表论文450余篇；部分成果获得Scott Award等国际奖项。

由于在相关领域作出的杰出贡献，汪寿阳先后获得复旦管理学杰出贡献奖、 Jr. Walter Scott奖等荣誉，并当选为发展中国家科学院（TWAS）院士和国际系统与控制科学院（IASCYS）院士。

不过，在汪寿阳眼里，所有成就的取得均始于30多年前一个2万元额度的小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以下简称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它支持自己开辟了一个新方向。

汪寿阳（左）在授课          受访者供图

小项目开辟新方向

“我获得的第一个项目资助要追溯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成立之前。”汪寿阳追忆说。

20世纪80年代初，中科院开始试点硕博连读，汪寿阳成为我国首批5个硕博连读生之一。在读博期间，他获得中科院基金局一项资助。虽然该项目的资助金额只有3000元，却让汪寿阳在“多目标决策、多目标规划”领域做出了“一个小方向上全球最好的工作”。

1986年，汪寿阳从原中科院系统科学研究所（后并入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毕业，因为研究成果亮眼，他接到了多个国外学术机构的邀请。最终，汪寿阳选择了荷兰皇家科学院的奖学金，到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做博士后研究。

眼界打开后，汪寿阳的思想观念悄悄发生了变化，研究兴趣也从最初的多目标决策、多目标规划理论转向多派冲突方法研究。

“当时的想法是不仅要做一流的理论研究，更要为解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可能面临的重大问题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汪寿阳说。

1988年秋，汪寿阳回到原中科院系统科学研究所工作。他针对一些多派冲突实际问题，提出新的分析方法。次年，他以“多派冲突问题的新理论与新方法”为题，申请了青年科学基金。

汪寿阳清晰地记得，虽然当时青年科学基金刚设立，但申请评审流程已十分规范。所有申请要先经过函评，排名靠前者再进行现场答辩。

“我印象非常深刻，当时到西南交通大学峨眉校区去答辩，先是申请人进行答辩陈述，然后是专家提问。”汪寿阳说，“管理学组大概有十多个人来答辩，而现场评审专家就有十几位。好在我对自己的工作比较自信，所以并没有特别紧张。”

现场答辩非常顺利。1个多月后，汪寿阳就接到了立项通知。在项目执行期间，他将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创新性提出了几种新方法，取得了一批有一定显示度的成果，包括一个基于权衡利弊解决多派冲突的方法。该方法后来被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IIASA）选为解决国际环境争端、进行环境谈判设计的主要方法，且在“冷战”时期，被原荷兰环境署（现荷兰环境评估署）等机构用于东、西欧环境问题谈判。

“现在回头看，当时转换研究方向是对的。青年科学基金鼓励青年人去开展这种新理论、新方法的探索，我当时申请的项目就是一种以新方法为主的研究。它虽然经费不多，但支持我在一个新领域开始了自己的第一个研究。”汪寿阳补充道，“后来的很多工作，都跟当时提出的这些冲突分析方法有关。这些方法后来在欧盟和我国一些机构都有成功应用。”

汪寿阳（左二）和毕业生合影       受访者供图

为重大决策做科学支撑

2020年年初，当公众对新冠肺炎疫情一时间手足无措时，有着丰富预测预警和应急管理研究经验的汪寿阳就敏锐地觉察到问题的严重性。在他牵头组织下，“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经济社会影响分析与对策研究”总课题组正式成立，并很快提交了第一份政策研究报告，为相关部门前瞻性、系统性地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

2020年2月，汪寿阳团队发现，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可能和2003年暴发的SARS（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有很大不同。因为SARS是短期的，到当年夏天就悄无声息地消失了，而一些研究表明，新冠肺炎很可能会长期存在。

“那就不只是疫情防控的问题了。”汪寿阳说，“我们是最早向中央建议打赢‘双战役’（疫情防控战和经济社会发展战）的机构，这为2020年4月至6月各地陆续复工、复产、复学提供了重要依据。”

2021年3月，该团队开始做全球新冠肺炎疫情预测。他们发现，中国的疫情很快就到了“拐点”，但西方很可能会变得不可收拾。当时国际航班仍正常飞行，团队认为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中国自己的疫情防控做得再好也没用，因此他们提出“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应对策略。

此外，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汪寿阳团队还提出了不少政策建议，比如“要重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疫情”的“健康丝绸之路”，这些概念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肯定。汪寿阳也因在疫情防控方面的突出贡献，被评为“全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先进科技工作者”。

汪寿阳团队研究开发的全球经济监测预测预警系统和政策仿真平台，其中的部分模块已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等部委的决策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比如，这些年我国国际收支一直比较稳健，某种程度上也得益于国家外汇管理局委托我们研究开发的国际收支监测预警系统。”汪寿阳解释说，“要出台某项重大政策，可以先利用这些系统进行政策仿真，通过模拟推演看看效果怎么样，这样就能避开很多问题。这对中国经济政策、产业政策的制定能起到重要作用。”

汪寿阳的研究视野很宽广。从疫情防控、“双碳”、粮食安全、中国经济、金融创新与风险管理，到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分析和全球供应链管理，他带领的团队都有系统、深入的研究。此外，他还擅长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复杂系统管理相结合，化繁为简，加深对复杂系统管理内涵的认识，为管理者进行科学决策提供重要依据。

“我特别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汪寿阳说，“不只我们团队，科学基金还支持了一大批像我们这样的研究机构、智库开展相关研究，都取得了可圈可点的成果。”

自信、好奇和质疑

从青年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重点项目、重大项目，到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创新研究群体项目，再到目前在研的基础科学研究中心项目，一路走来，汪寿阳笑言自己“获得了科学基金绝大多数项目类型的资助”。有了科学基金的稳定支持，汪寿阳团队取得了一批十分有影响力的重要成果，也引起了国际管理学界的瞩目。

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他就被欧洲一些重要学术期刊聘请出任编委、副主编、主编，成为中国管理学家中第一批在西方学术期刊中任职的学者。他先后在15种国际学术期刊担任职务，也让世界及时了解到中国管理科学界取得的重要研究成果。

回望自己的研究生涯，汪寿阳认为“自信、好奇和质疑精神”对科学研究非常重要。他希望青年科学家也要保持好奇心和质疑精神。

“保持好奇，有质疑精神，不盲目崇拜，对自己有信心，实际上是一种‘文化自信’。”汪寿阳举例说，20世纪50年代诞生的一些经济理论或管理理论，在今天“数字经济时代”有可能失效了。20年前，没有人预想到手机对今天的社会生活影响这么大。同样，在今天正确的理论也许50年后就过时了。

他常提醒学生：“我给你们讲的东西，今天可能是对的，但三五十年后也许就不对了，因此你们要有自己的独立判断。”

在汪寿阳读研究生的时候，原中科院系统科学研究所在几个小方向上是全球最好的5家研究机构之一，这让他很自豪，也足够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