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能全：原子弹与脊梁

　　 【葛能全，1963年毕业到中国科学院工作，1976年起任钱三强秘书，先后任办公厅副主任、学部联合办公室常务副主任。1994年任中国工程院党组成员、秘书长，2000年退休。】

　　在“我心中的中国科学院”院史知识竞赛第二场报告会上，葛能全首先回顾了中国实现“原子梦”的艰难历程。

　　1946年，国民政府拨出经费准备购置设备，并从西南联大选拔物理、化学、数学三科人员去美国学习原子能知识，遭到拒绝，梦想落了空；1947年，北京大学校长胡适网罗一流原子能物理学者（钱三强、何泽慧、胡宁、吴健雄、张文裕、张宗燧、吴大猷、马仕骏、袁家骝），申请50万美元，要求启动“一件关系国家大计的事”，研究最新的理论与实验，为将来国防工业之用，计划很快成了一枕黄粱。1948年，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决定用5万美元，联合北大和北平研究院建立原子物理研究中心，请钱三强回国主持。那年6月10日，钱三强抵沪后全部行李被美国操纵的海关扣留两个月，7月19日美国驻华大使馆一纸密函发至中央研究院，查询北平原子物理研究中心由钱三强主办一事，结果由于美国使馆的干预，清华大学的计划又胎死腹中。

　　对于旧中国“原子梦”屡遭破灭的现实，葛能全感慨地说：“旧中国没有大规模、有组织地发展原子能事业，不是因为没有钱，更不是因为没有人，最根本的是国家没有主权，腰杆子软站不起来，也就是那时的中国没有脊梁骨。”

　　葛能全演讲第二部分内容的标题是：“中国站起来以后梦想成真。”

　　他先讲了新中国发展原子能科学的第一笔外汇。那是1949年3月，北平文管会派丁瓒通知钱三强将参加中国人民保卫和平代表团赴巴黎出席此次世界和平大会，钱三强想到，去巴黎能见到约里奥·居里（他是和平大会主席），若能带点外汇托他购置点被禁运的科学仪器设备和文献资料，随代表团带回国，是再好不过的机会，便向丁瓒提了带外汇的建议。丁问带多少外汇？钱三强想订购建回旋加速的电磁铁，需要20万美元，如果没有那么多，可带5万美元买些急需的小仪器。丁尽管很惊讶，还是向上级作了汇报，并在3月22日获得党中央批准。批准电报是周恩来副主席在西柏坡签发的：“钱三强购买实验设备一事，请先调查外汇如何汇去，实验设备如何运回。具体情况待面谈。”后来决定随团先带5万美元由钱三强支用。由于法国当局不给共产党国家代表签证，不能去巴黎主会场，只拿出5000美元现钞托人带交约里奥，所购的小仪器（如100进位的进位器等）和图书资料，1951年分别由杨澄中和杨承宗带回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亲历此事的钱三强对这件事铭心刻骨终生未忘，他1990年回忆写道：“当我得到那笔用于发展原子核科学的美元现钞时，喜悦之余感慨万千。因为这些美元散发出一股霉味，显然是刚从潮湿的库洞中取出来的。不晓得战乱之中它曾有过多少火与血的经历！今天却把它交给了一位普通科学工作者。这使我自己都无法想象。……尽管5万美元对于发展原子核科学所需，不是过大的要求，然而他们的远见卓识和治国安邦之道，一举之中昭然天下，让人信服，给人希望。”

　　葛能全详细介绍了党中央启动原子能事业的最高决策。1955年开始抓这件事，同年中美签订合作协议，1958年在苏联援助下在中国科学院物理所建成我国第一个原子反应堆和第一台回旋加速器（物理所改称原子能所）。就在这时，赫鲁晓夫提出共建联合舰队、长波电台，并在中国建潜艇基地……对这些有损主权的事情，党中央坚决回绝，毛主席和赫鲁晓夫几乎到了吵架的地步。

　　毛主席拍着桌子说：“英国人、日本人，还有别的许多外国人已经在我国土地上待了很久，被我们赶走了。赫鲁晓夫同志，最后再说一遍：我们再也不想让任何人利用我们的国土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了。”

　　于是“老大哥”撤离翻脸，停援毁约，撤走专家，带走图纸资料，并断言说：“离开外界援助，中国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同时间，美国推行核讹诈政策，扬言要“使中国在核方面绝育。”面对外患临头，党中央号召不做贾桂（即奴才），并作出新部署：“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八年的时间搞出原子弹。”

　　疾风识劲草。在国家遭遇严重困难的时刻，中国科学院敢于担当，抽调全院二十几个研究所的精锐力量，承担原子能的攻关任务，仅1961年，有关所承担的任务达83项，共计222个研究课题，几千人参与攻关，许多最尖端、最关键的任务是科学院参与攻关的。比如，铀分离的绝密核心元件——扩散分离膜，由钱三强和裴砺生于1961年11月亲自在上海冶金所组建专门研究室（十室），抽调沈阳金属所、北京原子能所和复旦大学有关技术力量，由吴自良抓总，经过两年努力，在1963年秋实验室制成甲种分离膜元件，同年底工厂量产几千只，使铀分离厂得以顺利开启。1961年上半年，女物理学家王承书接受钱三强布置的任务，带领青年队伍到环境恶劣的塞外边陲攻克铀分离理论，到1964年初终于为打开铀浓缩技术大门找到一把钥匙——得出一条丰度随时间条件变化的计算曲线图。引爆原子弹的点火中子源是又一技术复杂的核心部件，1960年接受二机部任务，由钱三强组织原子所助理研究员王方定带领攻关，在芦苇秆抹泥当墙、油毡涂沥青做顶的简易工棚内，经过三个寒暑反复试验，在1963年12月制成4个合格的中子点火源，解决了急需。

　　葛能全说，输送人才是中国科学院为原子能事业作出的又一关键性贡献，许多作出突出贡献的科学家曾是中国科学院人，23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有15人出自中国科学院，其中原子能所有7人。由建院初时的近代物理所发展起来的原子能所，被称为我国原子能事业的“老母鸡”，从这里派生出的研究技术机构，仅原二机部系统就有14个之多，该所自1959年至1965年7月向原子能战线输送科技人员914人，其中正副研究员和正副总工程师28人、助理研究员和工程师147人、研究实习员和技术员712人，同时为原二机部所属机构培训工程技术人员1706名。

　　我国从试爆第一颗原子弹到试爆第一颗氢弹只用了两年零八个月，比美国（7年3个月）、前苏联（4年）、英国（5年2个月）、法国（8年6个月）的进展速度都快，原因就在于钱三强和刘杰利用原子能所的实力下了一步妙棋。1961年初在组织原子弹攻关的同时，钱三强布置黄祖洽、于敏、何祚庥等开展氢弹理论预研工作，共写出69篇研究报告，对氢弹的各种物理过程和氢弹的作用原理及可能结构，进行了多方面深入探讨。在第一颗原子弹试爆两个月后，氢弹预研班（31人）连同全部研究成果合并到核武器研究所，因而大大缩短了时间，创造了令全世界惊诧的最快速度。

　　葛能全引用两段讲话作为演讲的结语。

　　一是钱三强1977年9月28日在北京市作报告讲的一段话：“我国从原子弹到氢弹花了两年多时间，而外国要用五年、六年、七年，速度上我们一下子就超过去了。1970年人造卫星上天，世界上两大尖端我们都有了。正是由于各方面的胜利，尼克松往我们国家跑了，你要是没有这些，他会来？我看不见得，所以一个国家的政治没有实力支持，说了半天也是空的。有时候不说，实力摆在那儿，这些实力就是在这样的社会制度下形成的，人家无形之中就对你尊重。人家不会闭着眼睛不承认。相反，工作搞不上去，说了半天空话没有用，反倒被人家笑话。”

　　二是邓小平1988年10月24日在视察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时讲的一段话。他说：“过去也好，今天也好，将来也好，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展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