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昆能吹出什么气候风？

　　12月10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6次缔约方会议暨《京都议定书》第6次缔约方会议将在坎昆闭幕。此次会议能否在解决全球气候问题上有所突破?为此，本报特邀蔡拓、陈凤英、邹骥、曾少军4位专家进行解析。

　　中国政法大学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研究所所长 蔡 拓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 陈凤英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副院长 邹 骥

　　清华大学清洁发展机制研发中心执行主任 曾少军

　　问：会议之前，一些政要纷纷表示对坎昆会议达成全球性协定的前景感到担忧。但也有分析者认为，此次会议会在一些具体性问题上达成协议。就您观察，这些问题具体包括哪些，达成协议的前景如何?

　　陈凤英：应该客观并理性看待，坎昆会议是一年内全球气候谈判官员马拉松式会议的第六站。可以预见，坎昆会议虽不能达成最终减排协议，但肯定比哥本哈根会议气氛和谐，也能取得一些预期成果：一是平等交流、真诚协商、弥合分歧、加强沟通、恢复信心。二是在保护森林、技术转让、适应气候变化、长期融资等方面应能取得较好成果，因为各国在上述问题上已经或接近达成共识。应该说，采取务实态度、先易后难应是全球气候谈判必须遵循的原则。

　　曾少军：对坎昆会议成果的表示担忧，一是时间地点问题。《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到2012年就要到期了，第二承诺期是否能延续，哥本哈根会议没有就此达成协议，坎昆也很难完成这个目标。第二是美国因素。作为主要的温室气体排放大国，受到中期选举影响的美国人不可能带着理想的方案到会。但是，坎昆会议可能在快速启动资金、技术转让以及减少毁林和森林退化、碳排放等问题上达成协议。

　　邹骥：总体而言，全球金融危机使得很多发达国家的政要忙于应付“救世”，自然一时对气候变化这一长期战略问题的关注不足，使这一多边国际进程失去了应有的带头力量。但毕竟全球联合起来应对气候变化的政治意愿已经形成，中国等新兴经济体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的战略逐步开始走上轨道，这些积极因素又给国际气候进程带来希望。因此，谈判进程依然会缓慢前行。在森林管理、技术开发转让机制的建立和快速启动资金机制等方面，有可能取得一定的技术性进展。

　　问：国际间关于气候变化的会议开了多次，却未能达成实质性的协议，或者达成协议却不能得到认真履行。这次会议被认为不可能达成全球性的协议。您认为阻碍达成最终协议的因素有哪些?

　　蔡拓：坎昆会议的任务是为明年的南非会议夯实基础，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达成最终协议尚不具备条件。首先，哥本哈根会议导致的相互不信任的大背景并未消失，传统的现实主义的政治思维处于回潮期，国家主义盛行;其次，经济不景气和发展的不确定性影响了各国的关注点和注意力。克服金融危机和失业压力，推进经济发展成为首要任务，气候问题的关注度相对下降;再次，一些国家的国内政治影响到全球气候问题的国际合作。比如奥巴马在中期选举失利后的不利地位，将使其在环境与气候问题上的作为大受限制。

　　邹骥：总体而言，由于美国作为首要的发达温室气体排放国家，近期难于在联邦层次上通过清洁能源与气候变化法案进而形成全国的控排目标，使得美国谈判代表难于在谈判中就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定量减排目标做出承诺。其他发达国家对自身减排目标的承诺“顾左右而言其他”，未能展现出应有的引领作用。一些发达国家甚至于从“富人哲学”出发，将目光盯在发展中国家的减排责任上并将之作为自身减排的前提条件，这就给 “公约”进程的发展蒙上了阴影。

　　陈凤英：美国是最大的障碍制造者，坎昆会议亦不例外。共和党中期选举获胜，奥巴马政府很难在坎昆会议有积极合作姿态，更难指望其作出实质性减排承诺。二是后危机时期国际经济环境更加复杂，世界经济呈现冰火两重天。发达经济复苏异常乏力，新兴经济体复苏相当强劲。这使美欧产生危机感与忧虑，自我保护意识趋强，减排责任意愿下降，力压发展中大国承担减排责任加码。由此加大南北国家之间在减排问题上的分歧与矛盾。

　　问：发达国家在历次气候会议上做出了种种承诺，但实际上这些承诺的兑现并不尽如人意。您认为发达国家为什么会在这些问题上承诺与行动相背离?

　　邹骥：关键问题还是发达国家政府政治意愿不足，缺乏政治远见和魄力，受特定利益集团的影响而在解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不能超越利益集团利益的掣肘，在于不能勇敢、充分地承担自己的历史与现实的责任。当口头承诺能够带来选票利益和外交利益时，就“口惠”;当触及实际利益的时候，就“实不至”。

　　蔡拓：一是对新兴经济群体的崛起认识不到位。很容易受“威胁论”的左右，表现出限制性、对抗性思维与行动。在减排上的倒退，试图双轨并单轨，把新兴经济群体捆绑在一起承诺减排都反映了这一点。二是受国内政治博弈和党派斗争的影响。像美国最为典型。三是从新兴经济群体的角度上反思，也应与时俱进，更讲究与发达国家对话的智慧与艺术，从各个层次、方面考虑全球气候治理的复杂性，不要拘泥于单一的“共同而有区别的原则”。

　　曾少军：发达国家表面上的借口是，即使发达国家做出努力，发展中国家如果不减排，其排放增加量将抵销发达国家减排的全部努力。但气候变化的危害并没有因为国际社会的争吵而停止或减少。人类必须运用智慧找到一条平衡的方案，来应对这个共同的灾难性前景。发达国家不能再因为选举需要而被化石能源集团绑架了，应该按照“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主动、率先减排，并对发展中国家的自主减排行动给予及时、足额的资金和技术支持。

　　问：坎昆气候大会中国代表团提前到达会议举办地，并表示出高度重视气候变化问题和坎昆气候大会的态度。您认为中国政府将在此次会议上起到什么作用?发挥何种影响?

　　曾少军：中国是发展中大国，因为经济发展的需要，也必将是主要的排放大国，但中国也同时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在重大国际事务上理当体现一个大国的政治意愿和诚意。国际气候合作有出现“发达国家合流、发展中国家分裂”的危险。中国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团结带领广大发展中国家，维护已经达成的国际气候法律的原则和立场，督促发达国家履行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坎昆会议上要力争落实《哥本哈根协定》的相关内容，至少要明确发达国家承诺的300亿资金支持承诺。

　　蔡拓：中国的作用与影响可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要促使坎昆会议成为一个有成果的会议，以提高国际社会对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的信心。其次，要更多地强调全球共同利益，淡化地缘政治的博弈与色彩。再次，要正视新兴经济群体的特殊性。金砖四国的主张既要考虑到发达国家(特别是欧盟)的意愿，又要倾听中小国家、特别是岛屿国家的呼声，不可使自己孤立起来。在减排承诺和减排核查方面我们都可采取更开放、更可预期的立场。

　　陈凤英：中国需吸取哥本哈根会议的经验与教训，积极但不过于主动，建设性参与但应虚实结合，有诚意但应以我为主。坚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作为谈判主渠道，坚持双轨而非单轨制谈判。一方面，我们应调高谈论“十二五”规划中的减排目标与经济转型路线图，并承诺将力所能及承担减排任务，让世界明白它有利于并将促进中国经济转型。另一方面，我们必须与发展中国家的立场保持一致，明确表示希望在坎昆会议上能就发展中国家特别关注的问题取得实质性进展。让发展中国家明白，中国永远是他们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