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奋剂渗入基因领域界定面临巨大困扰

贾斯汀.加特林曾是世界上跑得最快的男人——可是和很多短跑名将一样，他未能通过一项药检，被判禁赛。可在他之后，也许会有很多服用新型兴奋剂的运动员难以被发现。

李.斯温尼正坐在宾州大学生物系的办公室里，这时，他的电话响了起来。

给他打来电话的是一个运动员，他看到了斯温尼撰写的一篇论文，斯温尼制造了一种力大无穷的老鼠——媒体称之为施瓦辛格老鼠。

 斯温尼的实验很简单，但结果却极具戏剧性。他分离出了一种负责制造名为IGF-1蛋白质的基因。对于哺乳动物来说，IGF-1可以加速肌肉生长，帮助肌肉进行修复。当我们剧烈运动后，我们的身体会自然产生出这种物质。可随着我们年岁渐长，这种蛋白质的生成也日渐减少，肌肉随之变得虚弱不堪。斯温尼希望可以找到一种方法，帮助那些年老或发生肌肉萎缩的患者。

于是他将自己的基因植入一种病毒中，注射到老鼠体内，结果每只老鼠的细胞中都携带上了这种基因。接着试验老鼠全都开始大量生成IGF-1，它们长出了强健的二头肌和股肌，这些肌肉比普通老鼠强健了50%。就这样，斯温尼通过修正基因，制造出了一种超级老鼠。

这也正是打电话者的用意，这位短跑运动员想知道，他是否也可以接受同样的实验。不可能，斯温尼介绍，这种制造出施瓦辛格老鼠的技术，还不可以使用在人类身上。我们复杂的免疫系统会阻挡住这种载入他人基因的病毒，也不会自然地生成IGF-1蛋白质。在技术成熟前，还要经过大量实验。

 斯温尼对我说：“我觉得自己已经解释得够清楚的了，也跟他详细说明了这种基因疗法如果使用在人体身上，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可那家伙完全听不进去，说完了这么一通后，他回答说好吧，可是能不能把他当成第一个人类实验品，在他身上尽快开始试验？”说到这时，斯温尼耸了耸肩。

在发表论文的那一个星期，斯温尼接到了十几通这样的电话。接下来，几位教练开始对他轮番轰炸，他们想要的显然更多。

“一个美国大学橄榄球队教练给我打了个电话，他希望我为球队里每个球员都注射这种基因。不过说句公允的话，在我跟他解释清楚，说明这种技术还未在人体身上进行实验后，他就放弃了这个念头。但不是所有教练都像他这么理智，有些教练还是坚持认为，哪怕只有微乎其微的机会，他们还是希望能让自己手下的所有运动员都能接受这种完全不成熟的基因实验。”

 对于斯温尼和其他很多基因科学家来说，这个问题已经成为一大日益急迫的困境。越来越多的短跑运动员、橄榄球手甚至是赛艇运动员，都开始求助于生物医学，以期提高自己的运动水平。

在过去，运动员通常服用合成代谢类固醇，使得自己变得更强健。

可这类药物很容易被人抓住马脚。所以他们还得搭配着服用诸如利尿剂这种药物来帮助掩饰，但利尿剂本身也可以被检出。2003年，澳洲的板球名将肖恩•沃恩就因检出两种利尿剂而被禁赛1年。基因疗法就不同了，基因可以迅速融入人体的肌肉或骨骼细胞，不可能被检测出来。

斯温尼说：“我做这些实验时，有意不让IGF-1流入主动脉，因为我不想让这种东西在病人的血液中循环。后来我才意识到，这种做法可能会影响到病人心肌。不过我从来没有公开谈到这点。可运动员和教练们却注意到了。他们意识到了这种基因疗法几乎不可能被检查得出来。”

对此，彼得.施杰林也有同样的看法，这位哥本哈根肌肉研究中心的研究员表示：“伪装的基因也可以生产出蛋白质，这种蛋白质与人体自然生成的没有任何区别，所以在实践中不可能被检测出来。”兰开夏的蒙特福特大学体育系主任西蒙.伊索姆也持同样见解：“不管用意何在，至少从结果上来看，你完全不可能检测发现基因兴奋剂。”

在过去的20年里，兴奋剂丑闻不绝于耳。新型兴奋剂的出现，使得形势日益严峻。1999年，国际奥委会将接力棒交给了新成立的国际反兴奋剂组织，自始之后，这个总部设在洛桑和蒙特利尔的机构就一直试图控制禁药使用。但是与此同时，禁药的供给与使用的科技含量也变得越来越高。

以巴尔科实验室案为例，这家公司为运动员们提供的是新型类固醇THG。国际反兴奋剂组织并未对此药进行专门检测，因为没谁知道这种药物。可它的使用却相当广泛，涉嫌使用的运动员包括棒球运动员巴里.邦兹和贝尼托.圣地亚哥，英国短跑运动员钱伯斯、链球运动员约翰.迈克埃文、铅球运动员CJ.亨特。现在反兴奋剂组织确实加强了对THG的检测，可几乎所有人都深信不疑，现在一定有人研制出了其他新型类固醇。在这场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战争中，人们不得不面对一个问题：连基因兴奋剂也参与到了这场战争，谁才会赢得最终的胜利？

社会伦理的变迁，使得人们在面对兴奋剂时，将要面对更多的困扰。

比方说，为什么我们允许射击运动员做激光手术提高视力，却要禁止运动员通过化学手段增强肌肉？或者想想氧供给这个问题。1964年冬奥会，芬兰越野滑雪运动员伊欧•曼特兰大夺得两金，而他获胜的一大原因在于他生来可以制造极高的红血球（增多的红血球可以提高血液携氧能力，给肌肉提供更多氧气，提升运动表现），天生的遗传优势使他战无不胜。可是，现在我们也有大把方法人工提高这种能力。在气压较低的高山上住几个月，你的血红细胞便会随之而增加。你也可以在低压氧舱里进行训练，这里的环境和山顶上非常相似。或者你也可以自己打一针EPO（血红蛋白增长素），这同样可以提升你的红细胞数。又或者有一天在基因疗法进一步完善后，你可以打一针DNA，自动提高你生成红细胞的能力。在这一系列方法中，后两种现在被禁，而前两种却又是可以接受的，不过低压氧舱这种方法是在经历了漫长而痛苦的论证后，去年才得到了国际反兴奋剂组织的许可。因此我们也可以发现，合法与非法的兴奋剂之间往往只有一线之隔，而且这个标准还在不断变动。

安德蕾亚•杜拉坎赢得2000年奥运会全能冠军时只有16岁，这位罗马尼亚的体操运动员是个身材矮小、举止稚气未脱的小姑娘。由于在她的尿检中检出了麻黄碱，她的金牌最终被剥夺。而她服用禁药的原因，只是因为她得了感冒，队医给了她含有麻黄碱的感冒药。太倒霉了，你也许会这样想，可规则毕竟就是规则。问题在于，规则总是在变化。2003年，国际反兴奋剂组织又将麻黄碱从禁药名单中去除。

对此，该机构主席迪克.庞德的解释是，“我们也得讲讲道理。”而在杜拉坎看来，这个决定完全不可理喻。她因为吃了禁药，结果奖牌被取消了，而现在，所有运动员都可以吃这种药品。“我只是吃了一颗感冒药，而且在比赛时，这粒药一点作用都没起。”她诉苦说。在罗马尼亚，这个小姑娘被视作悲剧英雄，回国后，珠宝商为她用真金打造了一枚金牌。

规则不断变化，对兴奋剂的看法也一直没有一个全然不变的标准，因此很多专家相信，现在应该简化对禁药的评判标准。其中一位专家是牛津大学伦理学教授于连.萨乌勒斯库。他认为像是HGH（人类生长荷尔蒙）、β受体阻滞剂，甚至是EPO都可以允许使用。“相反，我们应该集中精力阻止那些使用有害药物的运动员。合成代谢类固醇有可能导致心脏和其他问题。而基因干预手段由于目前还在实验初期，也有可能带来危险，这些才是我们真正需要关注的问题。”

萨乌勒斯库指出，真正的问题在于人们没有注意到，运动员始终在寻找各种方法提高他们的表现，除了训练，他们也希望靠采取新的饮食和营养补剂，改变他们的体能。

古希腊奥运运动员大吃特吃羊睾丸——现在科学家知道这其中含有睾丸激素——以此来提高他们的体力。而在19世纪末，自行车运动员已经开始靠吃带有咖啡因、可卡因和麻醉剂的方糖来提高自己的表现，减少比赛时的痛苦。1904年的奥运会上，美国人托马斯.希克斯靠喝混有马钱子碱（剧毒，有兴奋作用）的白兰地取得马拉松比赛冠军，在冲线时他晕倒在地，过了几小时才苏醒过来。

今天在体育界出现的现象，也许在明天就会波及整个社会。现在科学家已经研制出了一系列新药，用来帮助那些罹患阿兹海默症、帕金森氏症和肌肉萎缩的病人，其中不少药对病人有效，但也可以帮助健康人，比如说治疗阿兹海默症的药物，可以提高人的注意力。那么，一个学生如果在考试前服用这类药物，能算是作弊吗？我们是否还得在考前进行药检？

萨乌勒斯库指出：“全社会都需要树立一个统一的标准，要命的是，现在我们对于兴奋剂的看法已经全然被体育组织控制住了，而他们本来并没有足够的资格制定标准，实施奖惩。”

再以HGH为例，这种药物可以刺激肌肉和骨骼生长，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科学家分离出了HGH基因，生物制药公司则迅速大量生产这种药物。对于发育缓慢的病人来说，HGH不啻是一大福音，可它也迅速成为黑市上最好卖的兴奋剂，尽管所有体育机构都将它列入禁药名单，但它传播的速度还是极为惊人。2000年悉尼奥运会上，乌兹别克田径教练塞尔吉.维约诺夫就被当场发现将15瓶HGH装到大瓶子里，担心忘记，他还特意在瓶子上用大写字母注明“HGH”字样。

据英国巴斯大学生物学家基斯.斯托克表示，现在HGH在运动员中使用的普遍程度已经相当惊人，就连普通学生运动员也会常常使用它，期望借助药物的力量，自己可以看起来更加威猛。兴奋剂的影响已经跳出了狭窄的体育圈，进而波及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一些科学家认为，HGH的效果其实相当有限，主要只对发育前的男女有用，而更需要注意的问题则是基因疗法对人类的影响。

通过基因筛选，科学家和医生可以挑选出那些有望在运动场上大放光芒的年轻人，接着便可以因材施教，通过密集训练提高他们的表现。

在佩斯利大学生物伦理学家安迪.米亚看来，这将会对全社会带来深远影响：“通过简单的基因测试，科学家可以建立起运动员DNA资料库，预估运动员的潜能。事实上，我们已开始了初步的基因测试，只要用棉签擦一下口腔，就可以显示出一个人的肌纤维类型：如果大部分是慢肌纤维，那这个人适合从事耐力项目；大部分是快肌纤维，这个人则更适合爆发性强的项目。这种测试一开始也许只会用于高水平的体育竞技层面，接下来，大学和中小学会用来寻找优秀的体育苗子。最后用不了几年，你会发现我们后代一出生，就要接受这样的测试。”

这样的未来，令许多伦理学家和科学家不寒而栗。他们担心在不久的未来，只有那些拥有正确的DNA，或者有钱加强自己DNA的人，才会成为人上人；而在同时，更多的人将会因为基因缺陷而沦为下等公民，而在运动场上，这样的前景也许离我们并不遥远。大部分专家相信，很快在大型赛事上就会突然出现大批基因改造的运动员，李.斯温尼说：“在世界的某个角落，一些无赖实验室开始着手改造运动员的基因，或许这个运动员在下届奥运会上就将一鸣惊人。这样的实验很可能会危及运动员的免疫系统，可体育明星们一点都不害怕。他们只想要取得胜利。”